江苏有众多文化单元,特色最为显著的即人们常说的“吴韵汉风”,其中,汉风是汉文化的现象和历史影响。汉文化的星星之火源于今天江苏西北部徐沛丰小平原,是秦末汉初时期当地一批优秀人物率领人民,继承炎黄文化的优良传统,秉持本土文化的优势,融合先秦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体系多个单元文化,逐步建立、成熟起来的文化综合体。它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时代标志和地理单元,有着鲜明的特征、深刻的内涵和久远的影响,经过汉王朝的统理、汉民族的推进、汉字文化的扩展,而成为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的重要基因。

一、汉文化的生成

洪荒远古时代,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印度板块楔入亚欧大陆,东方大地不断崛起,沧海东退,江淮成陆,河泽安澜,植被丰厚。其中,泰山山脉与大别山脉之间连接着广袤的中原和江淮大地,北来的泗水,西来的获、汴诸水在此相会,汇入淮河,再经邗沟以及日后的运河连接长江。4300年前,在山脉与水脉交叉的口岸边,由于下园墩人类聚落不间断地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历史上因长寿的彭祖封国于此而叫彭城,这就是今天的徐州。

徐州位置示意图(星球研究所陈志浩 制图)

徐州专名“徐”,得源于生活在苏北的东夷部落“徐夷”,徐人根据对自己居住建筑的认知创造了“徐”字。作为上古地域概念,徐州曾经为禹划九州之一。先秦时期,徐州城先后有丰、沛、萧、砀、留、吕、下邳、钟吾、司吾、取虑、武原、偪阳、菑丘、良城、广戚、滕、兰陵、符离、方与等众多城邑环绕,因山河形胜、交通势优,不仅保持了战略襟要的中轴地位,而且也是淮海城市群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文化产生之前,徐州本土已具有比较先进的彭祖文化和徐国文化,它们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吸纳融合外来的齐鲁、河洛、三秦、三晋、吴越和楚文化,孕育出划时代的汉文化,其本身亦蝶化升华,成为新文化的重要基因。

(一)本土文化的奠基

1.彭祖文化的铺垫

彭城(徐州古称)因大彭氏国成名,大彭山在徐州城西30里,是古大彭人核心居住地。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彭”字,既作国名、地名,也作人名。1959年挖掘的徐州北郊茅村乡丘湾社祭遗址,专家推测可能就是大彭氏国活动遗址。《左传·成公十八年》(前573)中的记载是目前所知关于“彭城”的最早历史记录,距今近2600年。至今徐州境内仍然有大彭山、大彭镇、大彭集、大彭村、彭祖冢、彭祖墓、彭祖楼、彭祖井、彭祖宅、彭祖庙、彭祖祠、彭园等遗存,成为现代人怀念彭祖、祭祀彭祖、追效彭祖的重要场所。后世关于彭祖生平事迹及相关内容主要以上古神话与传说为渊源。而神话与传说在口口相承过程中尽管有人为的加工痕迹,但它们的本体绝不是无源之水,必定有时代生活的基础。彭祖文化的应运而生,正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发展逻辑所致。

“彭”字甲骨文拓片(源自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

相传古《彭祖经》为彭祖养生学专著,久佚。但彭祖的长寿之术很早就被关注,确是事实。如《楚辞·天问》有句:“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即意味着当时南方人已经注意到彭祖的食疗养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十问·六问》《导引图》《却谷食气篇》则是对彭祖食气理论的发展。其他诸如《养生方》《合阴阳方》《杂禁方》等文献则对房中术提出了十分高明的见解。这些都说明,汉初黄老道家对彭祖养生理论的研究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受彭祖的养生理论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华佗。他长期在古徐州地区行医济世,总结彭祖的经验,创编了“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不但身体力行,而且积极推广。

在徐州,彭祖的传说亦是经久不衰、脍炙人口,主要情节有彭祖剖肋而生、献羹封国、醉酒夸寿、鼓舞禽戏、羊方藏鱼等。这些传说以徐州为中心,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呈不规则放射状的传播。彭祖烹饪技艺是徐州地区传统技艺中的经典。知名度最高的首推由“雉羹”演变而成的“汤”,其他如羊方藏鱼、云母羹等,既原料讲究、营养丰富,又有典故说道,是地方宴席招待贵宾的特色菜品。厨师行业尊崇彭祖为中国烹饪鼻祖,以彭祖的诞生日作为祭日,历史悠久的厨师节是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具有彭祖文化内涵的特色节庆。徐州伏羊节则是在具有彭祖文化内涵的徐州民间食俗基础上总结创制的节庆。“徐州伏羊食俗”已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徐文化的积淀

纵观徐夷在夏朝末到春秋1000多年中,从部族迁徙到立国,从反抗周朝到依附楚国,其活动范围大多在邳州、睢宁、郯城、泗洪、泗县一带。近年,在邳州梁王城附近,九女墩1、2号墓出土编钟有“徐王之孙尊”铭文。正是因为有徐夷、徐戎、徐国、徐方部落名,而后才有地理专名的沿用,先民们才给这个“州”冠以“徐”字。

邳州地区是徐国中晚期政治活动的中心,梁王城俗称良王城,是徐国后期国都。其中九女墩墓群是古徐国的重要历史遗存。九女墩3号墓出土的19枚铜编钟、13枚石磐,不仅显示了青铜制造技艺的精湛,也说明相对齐全的徐国宫廷礼乐规制业已形成,且发展到很高的层次。同时,携带的大量铭文也有力地证实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弥补了典籍对徐文化记载的不足,丰富了徐文化的内涵。从今天出土的徐国青铜器物件来看,其中绝大多数是礼器、容器和蒸煮器,兵器相对较少,个中因由固然很多,却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徐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态度。

在从北到南的迁徙开拓过程中,处于弱势部族的徐人求生存、求发展,奋力抗争、坚忍不拔,逐渐养成了果敢、勇武、刚毅、强悍的性格;又在淮海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励精图治、以德治国、以礼化民,兼有谦逊怀柔的性情和细致精巧的审美趣味。正如张乃格先生等所论:徐文化的复杂性主要地体现为文化风格的阳刚、阴柔的二元性。作为东夷文化的正宗传人,徐文化在我国早期文化中亦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多元文化的孕育

1.齐鲁文化的濡养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大多建都在黄河流域,泗水便成了江淮与齐鲁、中原地区的交通命脉,对南北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彭城北距儒家思想发源地邹鲁约150千米,西南去老子家乡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约200千米。据《庄子·天运篇》载,孔子51岁还没有得道,于是“南之沛,见老聃”。

孔子和老子分别是中国儒道两大文化体系的创始人,二位先哲交流思想,切磋观点,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铸造了中国人文意识的基础。这次见面无疑是一次人文盛典,亦可见当时江苏西北部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心。

距徐州城东南25千米的吕梁洪风景区至今仍有“悬水村”“晒书山”“圣人窝”等地名存在。明嘉靖十四年(1535),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张镗在署南塔山石刻孔子像,并建观道亭、书院。南京兵部尚书秦金认为《论语·子罕篇》中所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事就发生在这里,于是为书院命名“川上书院”。孔子观洪的史实之证,虽然略显单薄,但纵观泗水沿途,也没有更合乎《庄子》所描述的地貌,历代文人雅士津津乐道,也就成了传承不辍的文化现象。此外,亚圣孟子在宋都彭城会见滕子,首次提出“性善论”,也有部分学者认同。透过这些或隐或现的文化故事,似可推见,当时的徐州地区名人大家之外的人文交往当更加频繁。

泗水是徐州地区的母亲河,从山东南下,在徐州城东北角与获水相会。东汉王景治河打通汴渠后,古获水改称“汴水”。从此,“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不仅灌溉农田造福徐州人民,也使徐州成为“广茂财源达三江”的交通枢纽。大批的北方人沿着泗水来到徐州,改变了徐州本地人口结构。山东人带来了山东方言,也带来了山东风尚。徐州民俗至今与鲁西南大多相同,重情重义、恩怨分明,诚实守信、淳朴善良。徐州人受孔孟之道影响极深,造就了崇仁讲礼、尊师重道、热爱教育、关注人才的社会风尚。

2.河洛、三晋、三秦文化的滋润

道教创立于东汉,然其文化根源道家思想却产生在先秦时期。道教理论取之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反映的史前文明及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尤其是河图洛书,其蕴含的天与人、变与通、中庸与和合等精神,至今仍被人们称道或借鉴。我国最早的道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彭祖、老子、庄子,其生活、著述都曾在古徐州域内留下印记。道教最早理论经典《老子想尔注》的作者也很可能是徐州丰县人张道陵,可见发端于中原的道家文化与古徐州有割不断的人文关联。

公元前6世纪初,相继称霸的晋、楚、齐诸国,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在淮海地区多次进行战争,尤其是围绕徐州的占领拼抢更加激烈。战国时期,越灭吴北上与晋、齐会盟于徐州;韩攻宋占领彭城,俘虏宋公;又有齐楚彭城之战、楚鲁彭城之战。直到秦王翦大军灭楚为止,以晋为盟主的北方势力和以楚为盟主的南方势力,曾在淮海地区多次争锋。这些军事活动主观上都是本国统治集团为了谋取政治、经济的利益而进行的无义之战,但客观上促进了黄河体系的文化和长江体系的文化在淮海地区的交流,使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文化艺术以及民情风俗等方面实现了渐变式的融合。

三家分晋以后,由于西受强秦的威胁,魏人曾东徙至淮海地区。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祖先就是这样落户徐州丰县的。班固《高祖颂》:“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刘姓自尧得姓,夏代有刘累率族徙居河南,周代又有刘氏居于今河南洛阳一带。到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夫士会的后裔留居于秦,恢复祖姓为刘,其后迁居河南开封,再东迁至丰沛。

三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建树,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为久远。其政治文化,包括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注重实效,讲求功利等。其制度文化,即“秦制”。刘邦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作风颇像秦人,汉朝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制度文化上的继承。秦始皇曾经到过彭城,文献记载甚略。而秦始皇泗水捞鼎的故事代代相传,说明秦文化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泗水徐州段有三个急流险关,下游为吕梁洪,中游为百步洪,上游为秦梁洪。秦梁洪之得名,当与该故事有关。

3.吴越文化的浸染

先秦时期,吴越文化主要是通过古邗沟、古泗水为渠道联通徐州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时期,吴越地区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在宗教、礼制和工艺等方面,对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随着吴、越两国的强大,遂著称于世。青铜冶炼、造船、航海、纺织、稻作农业、渔业等物质文化,都在当时居先进行列。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先秦时期,泗水冲要的徐州直接受吴越浸染,频繁征战留下吴越文化的烙印。秦汉至今,作为运河枢纽的徐州,长期受益于吴越文化,自然也脱不去“南秀”的光辉。

4.楚文化的熏陶

有文字记录以来,徐州就与楚有割不断的联系。其一,据《史记》载,彭祖,黄帝后裔,陆终氏之子,“陆终生子六人……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季连为楚之先祖,彭祖为楚先祖之三兄。这种血缘与地缘上的融合,有很强烈的必然性。其二,自周穆王令楚国伐徐开始,徐州就屡被楚侵。直到公元前286年齐国、楚国与魏国联手灭掉宋国,三国瓜分宋国领土,楚正式将徐州纳入版图。其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产生于反抗暴秦统治的时代名言,除其代表了一种情绪化的坚定信念之外,又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吻合。亡秦大业虽成于天下民众,但真正起领导作用的首推三个楚人—陈胜、项羽、刘邦。公元前208年,项梁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建都盱眙,后迁都彭城。徐州一度成为楚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公元前207年,刘邦率领反秦义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汉元年(前206)至五年(前202),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这两位推翻暴秦的西楚同乡,展开了持续5年之久的争夺、对峙、拼杀,历史上将这一阶段称为“楚汉相争”。

彭城属楚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影响则较为深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楚文化的先进发达与通俗易懂。楚风淳厚,楚俗朴直,楚辞口语化,很容易普及开来。出生于丰沛的汉高祖刘邦与家乡在下相(今江苏宿迁)的项羽同言楚语,同吟楚歌,虞姬与戚姬同跳楚舞,便是证明。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均为楚歌,歌中多用助词“兮”字,与屈原楚辞如出一辙,可见楚文化对彭城及其周围地区的深远影响。其二,楚文化是一种善于包容、善于学习、善于借鉴的文化体系。在对北方中原各国的不断兼并过程中,楚国既把楚文化带到这一地区,也从这一地区取得了中原文化的先进经验,并且把它们融入到自身的文化体系当中。这样就保证了楚文化自身的先进性,这是中原诸侯国所不及的。

二、汉文化的历史贡献

汉王朝是真正意义上民族融合的时代。它以血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熊熊烈火,熔化黄河、长江两大南北区域文化的隔阂,消除中原与四夷心理认同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不仅使疆域之内的背景各异的民众增强了对汉民族的心理认同,还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兄弟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这一时期汉民族继承了先秦华夏族海纳百川的气度,形成了善于吸收、包容、融会外来民族的民族特性,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一,在人文思想方面,汉文化奠定了儒家正统、道佛两翼三足鼎立的意识形态基础。汉初,承大乱之后,朝野上下人心思静,要求社会安定,以休养生息。因而,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得以滋长,以至大行于世,出现了为史学界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取董仲舒等人之说,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置五经博士,传述儒家经典,于是儒家思想得以大行于世。东汉时,佛家思想传入,徐州同样是繁盛地区之一。史书上记载最早的一条佛事,就是楚王刘英好佛;其他如下邳相笮融大建浮屠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是徐州人,第一部佛典目录学著作的作者是徐州人僧祐,以及后来北魏时期徐州高僧北上讲学,使佛学逐渐汉化,都说明江苏北部在人文思想领域是非常活跃的地区。

其二,在政治体制方面,汉代率先打破王侯将相有种的俗论,为后代君王起到借鉴作用。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一方面敬佩汉高祖任贤与纳谏的德行,另一方面警诫自己勿杀功臣,要注意君臣相酬之道。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汉高祖以平民登帝位……开创了一个古今未有的局面这是无疑的。”钱穆亦说:“汉高祖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之开始。汉武帝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文治的统一政府即士治或贤治的统一政府之开始。……秦国统一,只是旧局面转换到新局面之最后一步骤,必待汉高祖以纯粹平民为天子,始是正式的新时代之开始。”二位学者评价甚为恰当,足见汉文化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巨大影响。

其三,在军事哲学方面,反抗暴秦与楚汉相争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典型的范例,尤其是心理战术的成功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战争智慧的宝库。这方面史实与传说,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张良在下邳圯桥拾履,得黄石公传授兵书,因而足智多谋,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垓下决战的关键时刻,张良运用心理战术,教士兵夜唱楚歌。楚歌四起之时,江东子弟思乡油然,军心涣散,不战而败。项羽斩宋义,以五万之众渡河与章邯二十万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决战,渡河后,破釜沉舟,以死相拼,靠的也是心理因素。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的是敌人疏于心理防范,而背水一战则是公然表明后退是没有活路的,客观上造成克敌制胜的心理优势。再如沛公避实就虚,礼遇降将;先入关中,约法三章;鸿门宴上服软就小,打的也是心理牌。至于陈平屡出怪招奇计,更是心理战术的灵活运用。秦汉之际在军事哲学方面的内容是楚汉文化在战争中的反映,它升华了指挥艺术,从心理角度增加了战争智慧。至今我国仍然十分流行的象棋,就是以“楚汉相争”为文化背景,以“楚河汉界”为敌我界线的一种以心理活动为主的斗智型的娱乐活动,可见汉文化的影响经久不衰。

其四,在语言文学方面,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闪光的节点,留下了许多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成语“破釜沉舟”“暗度陈仓”“衣锦还乡”“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约法三章”“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季布一诺”“十面埋伏”“四面楚歌”“魂归故里”等,简洁明了,信息量大,表达丰富准确,有广泛的普及率和极强的生命力。汉代的赋体散文,章华辞丽,气势恢宏,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历史范本。乐府诗歌体察民风,承前启后,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还有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不仅有关上古的内容得到整理和传承,有关汉文化的内容亦十分丰富,这些内容表现手法多样,传奇色彩浓重,主题思想包含对后人的历史教育、道德培养、文化熏陶和乡土感情的培育,在教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大的。

其五,在艺术创作方面,舞台艺术上的戏曲题材中亦有大量的楚汉内容,经典之作悲剧有《霸王别姬》、喜剧有《高祖还乡》,正剧则有《追韩信》《斩韩信》《鸿门宴》等。这些题材扣人心弦,启人思索,再经表演艺术大师们发挥创造,几乎成了中国戏曲舞台上的常青树。绘画与雕刻艺术方面,最典型的是汉画像石和壁画。在没有影像传媒技术的时代,汉画像石和壁画以写真的手法,表现神仙世界、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场景等,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有,汉文化继承发展了炎黄先祖的图腾文化,将龙凤形象人格化,形成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象征。

三、汉文化对徐州的影响

两汉王朝共历24帝,统一天下400余年,是寿命最长的封建王朝。汉朝立国后,从区域文化影响角度而言,是一次徐州文化的输出。在长安皇宫中,刘邦唱楚歌,戚姬跳楚舞;在新丰镇,行古丰之风,礼古丰之俗,都说明徐州文化元素在汉朝统治时期广泛流传并深度融合于神州大地。但同时随着汉文化的生成演进,徐州烙上了永不消失的“汉”印。

(一)大气雄风,敢作敢为

汉朝实现了政治、思想、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大一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均空前繁荣,天下为一,气势恢宏。受此影响,徐州文化表现出大气雄风的特点。徐州的一些建筑规模宏大,追求视野开阔、一览无余之感。徐州饮食餐具之大、分量之多,往往让人惊讶不已,而徐州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恰有江湖好汉之遗风。苏轼在上皇帝书中说徐州人“胆力绝人”,徐州知府石杰在〔乾隆〕《徐州府志》序中称徐州人“好勇尚气”。民间常说徐州人“有种”,正是徐州人粗犷豪放生活习惯的典型写照。从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和汉高祖刘邦的斩白蛇起义,到元末爆发的芝麻李起义,或由徐州人领导,或在徐州地区爆发,或波及徐州,历史上频见不鲜。长期以来,勇猛顽强、敢作敢为已成为徐州人的标签。

(二)有情有义,诚实守信

徐州地临邹鲁,长期受孔孟之风熏陶。西汉初期,楚元王刘交专注于经学传授,徐州一度成为儒学传播的中心。《隋书·地理志》谓“大抵徐、兖同俗”,莫不“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因此,以“仁”和“义”为思想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徐州传统文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舍生取义”是徐州传统社会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表现在待人接物方面,徐州人讲义气,重交情。徐州名吃“把子肉”,传说是得名于刘关张“桃园结义”拜把子。正是基于徐州人“尊儒慕学”的风习。

徐州人不仅“有情有义”,而且还“讲究”。“讲究”,是徐州地区对一个人的人品做出的最高评价。汉高祖刘邦未发迹前,“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刘邦任泗水亭长时,与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结为好友,靠着侠义和豪爽赢得人心。后来刘邦举起反秦大旗后,这帮出身底层的朋友成为刘邦队伍的班底,一直跟随刘邦左右,在西征东讨中立下汗马功劳。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后,途中路过故乡沛县,在沛宫置备酒席,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来一起开怀畅饮。他对沛县父老兄弟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与沛县的父老兄弟尽情欢宴,叙谈往事。过了十多天,刘邦决定要走了,沛父老坚决要刘邦多留几日。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于是这天县城万人空巷,百姓都赶到城西来敬献牛酒等礼物。刘邦又停下来,搭起帐篷,痛饮三天。做了皇帝的刘邦,免除沛县的赋役是感恩家乡,与父老痛饮十余天是义气使然,不忍心增加父老负担是刘邦的讲究。刘邦对待家乡和家乡人的态度,是徐州人有情有义的体现,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徐州人。

(三)兼容并蓄,风化多元

早在新石器时代,徐州市新沂花厅出土的玉器及部分陶器兼具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之特色,学者们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在帝尧时代,彭祖建立大彭氏国,其导引吐纳术和调摄养生法后来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今仍发挥着现实的功能。春秋战国以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在此交融,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都在徐州地区留下深深的痕迹。两汉时期,随着汉文化的滋养,南北兼具的徐州愈发形成古风沛然、兼容并蓄的文化情怀。

生活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徐州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也体现出宽厚包容的特点。过去长期争论徐州是南方还是北方城市,其实徐州在地理上属于北方,文化上受南方熏陶,造就了徐州文化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大多徐州人不失南方人的精明、机灵,也具有北方人的耿直、厚道,自成一股独特的人文气质。

(作者简介:彭校,江苏师范大学博物馆馆员;赵明奇,江苏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