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气质是从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和“抽象氛围”的融合。一花一木、一亭一阁都是城市气质的昭示和具象体现,小桥流水、灰瓦白墙建构了柔美婉约、富有诗情画意的江南城市气质,大漠孤烟、千里冰封塑造了疏旷寥落、坚毅厚重的塞北风光品格。

无锡惠山寺(视觉中国 提供)

城市气质是由天然地理生态环境和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共同打造的,它厚植于自然山水、生态风光,经由人的实践活动的锤炼打磨与滋润涵养,在“天人合一”的语境下世代累积、赓续传承而最终形成。那么,这看似缥缈空玄的城市气质如何能够触碰感知?尤侗《百城烟水·序》中有一段颇为经典的论述:“夫人情莫不好山水,而山水亦自爱文章。文章借山水而发,山水得文章而传,交相须也。”“人情”感于“山水”,发乎“文章”,即刘勰所谓文人“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在城市气质的诠释与解读方面,文人墨客发挥了“蹙万里江山于尺幅之间”的天然优势,将客观世界用细腻笔触描绘给世人,启迪引导人们的认知,起到了桥梁纽带的沟通作用。无独有偶,西方的文化地理学理论,也强调文人的文学作品对“地理”的“打造”和“影响”,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潜在地具有“地理”属性,“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文学与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

一、方志诗文:提炼城市气质的最佳文献

对城市气质的“淬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其中,与生俱来地兼有地域性、文学性双重属性的方志诗文是最为便捷、直观的绝佳材料。方志诗文一来取材广博,二来“与地相涉”,正如管世铭所论:“余谓凡修郡邑志……再取唐宋以来,如李、杜、韩、柳、乐天、永叔、东坡、山谷、半山、放翁诸大家诗文集及《文选》《文粹》《文苑英华》《全唐诗》《宋诗钞》等书所载,有与其地、其人、其宦相涉者概行摭辑;然后旁及历代类书、说部及各名家撰述,再益以郡邑前辈中好古之士,搜辑考据著有成书者,博取择精,一正从前简陋之失。”方志诗文的地方书写世代累积地构建了一个以集体情感和审美认同为线索的文学空间,动态延续地凸显着城市气质和地域文化。

就古城无锡而言,现存8部旧志,存录了始自商朝季历、迄于光绪末年的绵延3000余年历代名贤胜流所创作的“在地性”诗文。毫无疑问,方志诗文是包含地理信息最多的一个门类,既有对锡城及周边宏大景观的描述,如惠山、锡山、胶山、梁溪、太湖、蠡湖、古运河等,也包含“二泉”、惠山寺、寄畅园、溪山胜概楼、听松庵、真赏亭等小景观的地理信息。同时,方志诗文还蕴含着依托于实体景观而生发的各类“人情世态”,比如酬唱雅集、饯行送别、休闲游赏、即景抒怀、托物言志、登临吊古等。方志诗文不仅承继传统质素,而且凸显时代图景,代际之间的方志诗文虽然处处可见前后因袭的痕迹,但顺应当下诉求、更新辑录内容、聚焦时代政要的意图在新修方志中体现愈趋明显。比如,无锡自古为大运河沿线要津,但元明时期的几部县志,均未录入“运河”“漕运”相关文章,及至清初,受到康熙皇帝“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这一治国理念和时代大局的影响,秦松龄、严绳孙二位邑贤在纂修无锡县志时,打破以往旧志偏爱亭堂楼宇掌故沿革之类闲适文章的传统做法,首次辑录了关涉大运河水利的《河渠说》《水利说》,展现了“治河保漕”宏观布局的新朝气象。方志诗文的创作主体,大多为时代精英或本埠胜流,他们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和生活格调的代表。方志诗文以其兼具文学性、地域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有属性展示着“垂直空间向度”及“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的所谓“地方感”,既应和着时代风气,又赓续了地方文脉,蕴含着此地丰硕详瞻的文化信息,呈现出纵横交错、穿越时空的表现张力。从这些作品入手考察地方城市气质,无疑具有较大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方志诗文是提炼城市气质的最佳文本资料。

无锡县志所辑诗文,十之八九与惠山及其附属名胜相关。形象地说,惠山是古城无锡的“生命摇篮”,孕育了锡城文化,涵养了锡城气质。“惠山在州西境内,去州七里,当锡山之西”,汇集了寺庙、“二泉”、园林、祠堂等多层次多种类的名胜古迹。值得一提的是,惠山名胜并非一成不变地拘泥于某一处或某一点所塑造的刻板印象,而是紧扣时代之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主体景观要素此消彼长、不断变化地呈现于世。这种动态呈现的主体要素具体表现为:唐代的惠山寺、宋代的“二泉”水、明清的寄畅园。时代赋予景观名胜文化价值和人文意蕴,而景观名胜着其色彩、留其印记。

笔者根据历代无锡县志对惠山诗文的辑录,梳理出惠山名胜在不同朝代因时应势而生出的不同主体景观要素的演变脉络。无论是唐人所推崇的禅音袅袅、古木幽森的惠山寺,还是宋人所钟情的淳澄洁净、水质甘美的“二泉”水,亦或明清士人无比挚爱的精致古雅、依山傍水的寄畅园,它们经由文人将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融合加工处理后,褪去了物理属性而走向符号化。惠山寺寄寓幽隐情怀,“二泉”寓意君子品格,蕴含隐者秉性,寄畅园象征安放疲惫灵魂的栖隐之地,三者皆有高蹈隐逸、不拘凡俗的象征意义和审美意趣,与松柏、琴鹤、云霞、桃花源、终南山等隐逸意象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版图,也铸就了古城无锡的文化性格和城市气质,“吴地似有隐逸传统”,“江南清嘉山水提供了斯守斯保的绝胜天地,对向隐者有着极大的诱惑,而向隐者依才分与习性,或医隐,或贾隐,或佛隐,或圃隐,或画隐……”对古寺的钟情、惠泉的偏爱、园林的雅赏……无一不在彰示锡城崇尚隐逸、眷慕闲适的地方文化秉性。本文仅以惠山寺及题于寺壁的“三唐人诗”为切入点,对城市气质做“窥一斑而知全豹”式的阐释与分析。

二、惠山寺:承载隐逸情怀的意象性场所

惠山寺,兴建于充满神灵之气和幽隐意境的惠山脚下。“惠山,古华山也。顾欢《吴地记》云:华山在吴城西一百里。释宝唱《名僧传》云:沙门僧显,宋元徽中过江,住京师弥陀寺。后入吴,憩华山精舍。华山有方池,池中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记》所谓吴西神山是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惠山寺。”惠山寺自创建之初便弥漫着与世隔绝的仙佛色彩,它既是远离凡尘的方外之地,也是蕴含隐逸之意的意象性场所。由青灯古佛、禅音塔影、洁斋静室构建而成的惠山寺,不仅招徕了潜心修行的一众僧侣,而且吸引了无数企慕挣脱尘世藩篱、怀有避世幽居之想的“幽人”“高士”。惠山寺,由接纳修行人士的宗教建筑转换为寄托修行理想的人文景观,同时产生了情感的“近向迁移”,承载了塑造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富有“幽居”“隐逸”的文化意蕴。惠山寺隐逸意象的构建肇始于南朝,定型于唐宋,繁盛于明清,以地方志所收诗文文献为例,具体体现在南朝的“历山草堂诗”、唐代“三唐人诗”原唱及宋苏轼等人的唱和、明清蔚然成风的数十篇“三唐人诗”唱和、续作。

据邑志所载,描写惠山寺的最早诗歌是创作于南朝刘宋时期的《过历山湛长史草堂》和《过历山草堂应教》。宋南平王刘铄至无锡拜访湛挺(字茂之),作《过历山湛长史草堂》:“兹岳蕴虚诡,凭览趣亦赡。九峰相连接,五渚逆萦浸。层阿疲且引,绝岩畅方禁。溜众夏更寒,林交昼常荫。伊余久缁涅,复得味恬淡。愿遂安期生,于焉惬高枕。”〔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十二“舆地志”载,“历山草堂在无锡县西七里,历山即惠山也。宋长史湛茂之读书处,其故址今为惠山寺。”刘铄感叹历山美景涤荡人心,对隐逸生活顿生向往之情。《过历山草堂应教》(又名《酬南平王》,魏晋时期应诸王之命而和的诗文为“应教”)是湛挺的和作:

闭户守玄漠,无复车马迹。衰废归邱樊,岁寒见松柏。身惭睢阳老,名忝梁园客。习隐非市朝,追赏在山泽。离离插天树,磊磊间云石。持此怡一生,伤哉驹度隙。

湛作不以描写美景为重点,而是剖露了自己冲破樊篱、志在山泽的真实心迹,享受“闭户”归山、逍遥自得的隐逸生活。惠山寺初名历山草堂,由司徒右长史湛挺为避世之乱而建,南朝佛教盛行,时人以将自己的住宅捐赠给寺院为功德之事,于是历山草堂被湛挺捐赠,名为“惠山普利院”。湛挺的捐赠善行,对成就惠山寺这一史迹居功甚伟,唐人邱丹盛赞:“呜呼!得非茂之(湛挺的字)之缘,果而阴骘于上人,不然者,何竭虑之至耶!”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惠山普利院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渐为世人所知。梁大同四年(538),有僧入住,始创寺庙,号“法云禅院”,至此,惠山寺初具规模,遂成佛教胜地,“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有惠山寺的一席。

魏晋六朝是隐士与山水逐渐融合的时期,自早于刘、湛二人半个多世纪的陶渊明将自然山水引入诗歌领域后,山水与隐逸便结下了不解之缘。隐逸代表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刘铄、湛挺生逢乱世,连年征战和频繁的朝代更迭激发了他们内心渴望和平、向往宁静的强烈愿望,两首“历山草堂诗”体现了中国文人藏于内心深处的隐逸情结,初步奠定了惠山寺这一宗教建筑的意象基调。

惠山是惠山寺依托的自然地理背景,也是滋养惠山寺隐逸气质的沃土和摇篮。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隐士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偏倚性: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观察,隐士分布在平原的极少,大部分在山谷和丘陵地;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观察,分布在城市的极少,大部分在乡村。”惠山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尽得山水之胜,不少高人逸士慕名而来卜筑于此。“若孟信安之别墅,尤遂初之斋居,皆在焉。其他僧坊仙馆,若孟氏之时思,倪氏之清微,凡以庵若院名,率皆占山之势,指为佳境……”隐逸风气由来已久,钱载在《梁溪诗钞·序》中总结道:“泰伯来而仁风开,梁鸿适而介节重。”

惠山寺隐逸特质的形成还缘于湛挺的隐逸行为及其身上体现出的守正幽居之义。关于湛挺,世人所知甚少,据邱丹所言:“余披宋史略,不见其人,心没惕叹,悲夫,斯人也,而史缺书。”其所留诗作,也仅存《过历山草堂应教》一篇,“然其有一篇,则为不朽矣。”湛挺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在无锡诗歌史上均占据重要地位。“其文野而典,特以松石自怡,逍遥沈寂,终见止足之意,可谓当时高贤矣。”姜宸英在为严绳孙《秋水集》作序时称:“居是地者,往往一出为天下伟人贞士,而其为诗者,自南朝湛茂之……”将湛挺归位于品性高洁的“贞士”。此外,湛挺后裔在史迹中的参与,又为历山草堂“禅意超散”的虚幻式书写增添了一重切实可靠、实证确凿的现实感。唐邱丹仰览遗韵,寻访旧迹,于惠山脚下得湛氏胄裔,“犹有一二十族,得十三代孙,略执其谱书,笺墨尘蠹,年世虽邈,茔垅尚存。”邑志收录了湛挺十三世孙湛贲的两首诗作《伏览吕侍郎、邱员外旧题十三代祖历山草堂诗因书记事》和《题历山司徒右长史祖宅》,与邱丹的寻访作了回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山草堂事典的真实性、经典性有所提升。湛贲,元〔至正〕《无锡志·州署三之三》载:“宋长史茂之十三代孙,进士及第,贞元十九年,以江阴县主簿,权知无锡县事,有《题祖宅》二诗,刻惠山寺中可考。”湛氏后裔世代生息蕃育于惠山,湛贲又权知县事,使得湛氏族人眷恋乡土、不慕繁华的印象定格于此。

南平王刘铄贵为皇亲贵胄,却生逢乱世且身陷宗室争斗,《过历山湛长史草堂》诗中退隐江湖、徜徉山水的意图十分明显。湛挺的和作给予南平王心理慰藉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追慕山泽、守拙归园的人生意趣。自古地以诗名,诗以地传,历山草堂作为可以调适心神的栖隐之地,与身居庙堂而心系山林的二位高贤交相感应,共同奠定了此地悠疏宁静、远离庙堂的意象基础,也成就了后来惠山寺静穆、平和、安宁、与世无争的风雅品格。

三、寺壁题诗:“三唐人诗”的赓续与传播

唐代以后,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无锡以其地处运河沿线的便捷交通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登览游赏,惠山寺的隐逸气质迎合了崇尚神佛的社会风气和可进可守“兼吏隐”的文人心理,成为士人展示幽隐情怀、吐露隐逸心声的抒泄平台。兹以历代无锡县志所辑录的“三唐人诗”唱和系列的生成与演进为例,来实证惠山寺隐逸意象的赓续与传播。“三唐人诗”指的是中唐三位处士王武陵、窦群、朱宿在相邀同游惠山寺时,有感于身处“山林始秋,高兴在目”的自然环境,油然而生“遁世之志”和“尘外之想”,遂援笔立就,赋诗题壁的三首诗歌:《宿惠山寺诗并序》(王武陵)、《游惠山寺诗》(窦群)、《题惠山寺》(朱宿)。“三唐人”中除窦群生平事迹可见诸《窦氏联珠集》《旧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之外,另两位均无所考。根据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所录王武陵《宿惠山寺诗并序》可知,唐贞元四年(788),尚未步入官场的三人同游惠山,“逍遥于长松之下,偃息于盘谷之上,仰视云岭,俯瞰寒影,……丹列有遁世之志,遐景有尘外之心。予亦乐天知命,怡然契合,视富贵如浮云,一歌一咏,以抒情性。”王诗曰:“旷然出尘境,幽虑澹已忘。”朱诗云:“心悟形未留,迟迟履归辙。”窦诗言:“信此澹忘归,淹留冰玉邻。”与蓬勃向上、乐观奔放的盛唐诗人有所不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中唐时期社会形势江河日下,士人心态已经不再像此前一样汲汲于功名和渴望建功立业为世所用,而是转而热衷于在迷茫困顿中寻求自我保护,他们更倾心调养身心、超然世外的遁世行为,同时标榜高逸的心理意识也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元和二年(807),已任山南东道节度副使的窦群故地重游,此时王武陵已卒,故有感时伤怀之悲,作《重游惠山寺记》。会昌初,因唐武宗灭佛,惠山寺亦在被毁之列。后寺复建,但众人题诗早已遗落。大中十一年(857),窦群的外甥李蘧途经寺庙,又慕窦群“器业磊落,为时巨人”的品性操守,故作《惠山寺记》。“三唐人诗”从创作之始到典故成型,历时70年之久,包括诗与记两种文学形式、避世归隐和伤时叹世的情感特征、集会赋诗刻石的流传手段等多种要素。“三唐人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宋、明、清三代文士持续千余年的赓续唱和,不得不说这是对惠山寺这一场所意象的肯定与认同,它已被历代士人定位为栖隐之地,并将其视之为调节“仕与隐”心理困境的一方乐土。

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秦观、诗僧参寥同游惠山寺,苏轼见“三唐人诗”后,“爱其语清简,萧然有出群之姿,用其韵各赋三首。”此时的苏轼,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导致其与宋神宗不和,已历经近十年的宦海沉浮,诡秘莫测、瞬息万变的政治时局让他早已萌生“还与世俗去,永与世俗忘”的归隐之意, “三唐人诗”所营造的超然独立、闲适宁静的精神世界恰好暗合了他的心理预期。对于先隐后仕没能坚持住操守的窦群,苏轼半是遗憾半是揶揄地感叹:“哀哉扶风子(窦群的号),难与巢许邻。”并借由对窦群的惋惜抒发了自己“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的精神理想和内心愿望。

知名文人的参与是形成场所意象的灵魂,场所意象的累积与构建不仅要有契合意象主题的地理风物,还需要经典题咏和文坛佳话的加持和助力,苏轼、秦观、诗僧参寥三人的文化形象及游寺行为与惠山寺的隐逸意象融为一体,并且和“三唐人”跨时空地遥相呼应,将惠山寺隐逸书写的经典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更为惠山寺渲染了一层超脱的印迹。诗僧参寥登览惠山之后,将三人和作抄录寄给李之仪,之仪顿生向往,当即和韵三首,用“萧声”“孤凤”“松阴”“老月”“藓晕”“苍磷”等景观意象打造了一个偃息于盘古之上,仰视云岭,俯瞰寒影的尘外高士形象,抒发了“何当事一廛,顾水终为邻”的幽隐情怀。但是,王仁辅在辑录《无锡志》时,可能是出于对作者知名度的考量,仅收录了苏轼《游惠山诗》一组和作,这说明尽管“三唐人诗”的取象范式和艺术意蕴已经确认,可要形成举世认同的文学母题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

明清时期地方文士的大规模唱和活动对“三唐人诗”史迹品目的赓续和延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及至清初,“三唐人诗”不再只是见诸个别文士零篇断章的题咏,而是成为本地主流文学团体、诗歌流派集体唱和吟咏的文学母题。严绳孙《秋水集》有《续和唐人惠山诗次原韵》,秦松龄《苍岘山人集》有《续和唐人惠山诗》,顾贞观《顾梁汾先生诗词集》中有他的两次唱和,而且,顾贞观在诗前小序中明确写道:“向所和三唐人惠山诗已刻入无锡县志。”顾氏所指“无锡县志”是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严绳孙、秦松龄编纂的〔康熙〕《无锡县志》。可见,经过近千年的积累,至清初,“三唐人诗”俨然“母题”化,乃至于方志纂修者在整理艺文文献时都有意识地将其当成一个“类目”进行整体式收录。

根据〔康熙〕《无锡县志》记载,唱和过“三唐人诗”的知名文士有:明代华云、秦梁、王世贞、邹迪光、秦镤、秦镛;清代吴兴祚、严福孙、施国琮、刘雷恒、严绳孙、秦泉芳、秦保寅、陈瑞声、华长发、顾景文、顾贞观、秦松龄、陈大成。以上除王世贞为外地文人、吴兴祚仕宦无锡之外,其余皆为本埠人士。对“三唐人诗”的唱和题咏体现出本地文人对地方文化的集体认同,华云《和惠山诗》小序曰:“唐王晦伯三公诗,东坡见之壁间而属和焉。予自幼爱诵,宦游以来,梦想益切,兹得请还山,自喜为泉石主,因次韵附之。”秦镤《和三唐人惠山诗》:“登临不计数,怀古一升堂。”惠山寺“三唐人”题诗处俨然成为放空心情、缓解现实压力的历史遗迹。

另考索清初其他几位续和“三唐人诗”的当地名流,不难发现,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皆为无锡本地文士组成的“梁溪诗派”主要成员。他们居于一地,有着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相近的创作风格,并且时常相互宴集酬唱、诗酒遣怀、切磋诗艺,对“三唐人诗”的大规模唱和显然源于某次由“梁溪诗派”同人发起的宴饮或汇聚活动,他们的唱和始末虽无序跋记述,但考虑到秦松龄、严绳孙二人的“魁杰”地位及影响力,故而推测这次史无前例的唱和活动很可能是对秦松龄、严绳孙的呼应。纂修《无锡县志》时,秦、严又将诸人和作整体移录,保存了对“三唐人诗”母题认同中最为原始、完整的一组文献。

*本文为2022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为2022SJYB098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曲金燕,文学博士,无锡学院讲师;瞿华,社会学博士,无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