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是汉文化的发祥地。综合《史记》《汉书》等正史记载,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丰沛布衣将相集团,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翻暴秦,开创汉朝400余年基业,让汉文化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长、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文化。在刘邦故里徐州,留下的众多文化遗存和故事传说,是汉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刘邦出世与“君权神授”

《史记·高祖本纪》开篇即载:“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汉书·高帝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中国上古传说中,感生神话颇多,如大禹鱼腹而生,商王母简狄、秦王母女修皆吞玄鸟卵而孕,周王母姜嫄践巨人足迹而孕,等等。唯有刘邦之母遇龙而孕的意义非同一般。

(一)刘媪遇龙的文化阐释

龙,是古人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考古学、美术学等研究证明,龙是原始社会人类信仰的图腾发展而来的,是拼凑而成的特殊生灵形象。《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地均出现过龙的形象。黄帝在兼并众多部落后,遂以龙为图腾,所以炎黄子孙自居的华夏族乃至后来的汉民族自古至今皆奉龙为尊。作为一种文化积淀,龙是奋发向上、美好精神的象征,古人对于龙的理念基本都是正面形象。虽然“刘媪遇龙”这一传说不具备科学基础,但却以一种文化形式使刘邦的降生变得尊贵而神圣,而其神龙转世的身份也为当时人们所笃信。

第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表明刘邦的家乡“沛丰邑中阳里”的自然环境特点是水源充足,有河流、池泽等水体。《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龙,虫之生于渊。”《荀子·致士》:“川渊者,龙鱼之居也。”《管子·水地》:“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上述材料表明,古人认为龙为水物,龙的生长环境离不开水,即龙之居所必在水畔。

第二,“雷电晦暝”这一自然现象暗示了刘邦身份的重要性。雷电交加预示雨水将至,乃解天下久旱之苦。《说苑·杂言》:“乘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韩非子·难势》引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古人认为龙伴随着云雨出现,且具有腾云驾雾的本领。《吕氏春秋·知分》有“以龙致雨”。《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淮南子》云“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王充《论衡·龙虚》则云:“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致,云致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云高,云消复降。”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古人认为龙具有掌管水府、普济众生的神性。同时,古人也认为龙具有扫除人间邪恶、威慑天下的作用。“雷电晦暝”时神龙与刘媪的交合,象征了刘邦身份的尊贵与威严,暗示了刘邦君权神授的地位。

第三,刘太公被作为这一现象的目击者。他“见蛟龙于上”,以及对刘邦后来的相貌描述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更是增强了这一传说的可信性,使之成为刘邦日后号令众人的舆论资本,在刘邦举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赤帝之子说。刘邦青年时代所处的战国后期,沛县属楚地。刘邦和该地民众深受楚国崇龙和信巫鬼之风的熏陶,有着深厚的楚人情结。按照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楚国在南,南方属火,主红色,因而楚人尚赤;秦国起于西方,属金,主白色。于是,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就被神化为“赤帝子杀白帝子”的传说,成为刘邦推翻秦朝统治的政治舆论。

第五,为了配合“神龙转世”“赤帝之子”的说法,刘邦及其跟随者还编造了其他一系列的故事。如有人借秦始皇之口说“东南有天子气”,而丰沛之地的方向即与之相吻合,于是秦始皇“因东游以厌之”。再如,刘邦隐匿于芒砀山期间,吕雉与众人经常能将其找到,并言“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此外,史书还记载了单父人吕公见到刘邦后的第一反应,“大惊,起,迎之门……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并言“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还将吕雉许之为妻。一老者对吕雉相面后,称她及其子女均为贵相,而刘邦更是“贵不可言”,更为刘邦的身份地位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二)刘邦出世传说的意义和影响

英雄出世,大多奇异非凡。这种情景在《史记》里屡见不鲜。而司马迁对刘邦出世的描写,则更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指向性意义。

据闻一多考证,龙(蛇)最初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充其量只是具有“部落神”的功能。而根据对1949年2月经考古发掘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和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的考古研究表明,到了战国时代,龙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使人们升天成仙的神圣“通天”工具了。秦统一天下后,龙开始成为帝王的尊贵象征。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秋,特使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个神秘的人物持璧遮道,说:“今年祖龙死。”这里的“祖龙”即指秦始皇。既然龙在当时已经具有了神权象征的特殊意义,那么刘媪遇龙生子这一传说的出现并被载入正史,首先解决了刘邦出身低微的身份问题。

刘邦本是以耕种为业的农人,成年后仅做了秦朝一名小小的泗水亭长。他素有大志,却难以服众,因此他和他的谋士们利用了人们崇龙的心理特点,编造出“神龙转世”“赤帝之子”等一系列神奇的身世之谜,为确立自己“真龙天子”的身份而创造舆论。故而“刘邦出世”这一传说虽然简略,但内涵却是相当的丰富,不仅增加了传说的可信度,更增强了传说的神秘色彩,突出了刘邦的地位和性格,进而为他日后成就帝业的历史发展埋下伏笔。也惟其如此,才能对刘邦为何能从一介市井布衣进而成为开国帝王作出一系列合理性解释,即“顺承天意”。正如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所言:刘邦“将自己与龙相联系,无不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或其出身低微借此提高威信,或因社会动荡以此麻醉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中的龙只是一种促进社会变化的添加剂”。

沛县汉城歌风台汉高祖刘邦雕像(视觉中国 提供)

司马迁修史时,已是汉武帝时代。西汉代秦,虽然在形式上、制度上承袭了秦王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其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在理念上是薄弱的。正鉴于此,汉武帝即位之初,即向贤良文学发布“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本心则是希望从“天”这一世人普遍的信仰中为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尤其是天子的绝对权威性寻求理论上的依据、本原上的支撑。有政治就需要有政治权威认同,而依靠神灵作为虚幻的政治主宰,使人们的思想凝固起来,从而实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策略。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经董仲舒的改造,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作为最大创新点的新儒学成为解释汉王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支撑。伴随着汉王朝四百年基业的灿烂辉煌,象征高贵、吉祥的龙的观念、信仰、形象逐渐深入人心。从此,历代帝王皆称为真龙天子,汉民族成为龙的传人,正如闻一多《伏羲考》所说:龙族文化“做了我国四千年文化的核心……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到了唐代,龙与封建帝王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皇权的象征。而以刘邦家乡徐州丰县为环境背景的“刘媪遇龙”传说,可以说是这一切的一个重要历史源头。

后世为落地“刘媪遇龙”这一传说,在丰县建造了龙雾桥。明景泰元年(1450)所立石碑《重修丰县龙雾桥庙记》载:“斯桥之名,断自汉高初生,母遇蛟龙而得。”千百年来经多次水患沙埋,丰县地表海拔升高5—8米,原桥早已杳无踪影。今龙雾桥位于县城郊东北隅复新河畔,是一座极普通的建筑,尚存象征性的小桥和碑亭,以示不泯。2009年,《刘邦传说》作为民间文学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二、高祖还乡与丰沛故里

汉高祖刘邦丰生沛养,对故里的感情很深。他曾说:“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作为历史悠久的汉皇故里,丰沛一带留下了许多汉文化遗存,如丰县的中阳里、龙雾桥、枌榆社、马公书院、邀帝城、食城,沛县的泗水亭、歌风台、高祖原庙、樊巷、吕公墓、留城等,但多毁于战乱和水患。尤其是咸丰元年(1851)黄河北大堤在蟠龙集决口,到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使丰沛小平原地貌大变,黄沙几乎淤埋了所有名胜古迹。今存景点多为重建,象征意义大于文物意义,但从文化意义上仍然不失其传承价值和纪念价值。

(一)泗水亭与《高祖泗水亭碑铭》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早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壮年后通过考核,成了秦朝地方基层政权的一名小吏—泗水亭长,负责治安和征兵,处理地方上的民事纠纷。可以说,泗水亭长是刘邦事业的起点。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县东一百步,有高祖庙也。”〔乾隆〕《沛县志》引《水经注》云:“县治故城南垞上。东岸有泗水亭。汉祖为泗水亭长,即此亭也。”《后汉书·郡国志二》云:“沛有泗水亭。”刘昭注云:“亭有高祖碑,班固为文。”

高祖泗水亭碑铭

皇皇圣汉,兆自沛丰。乾降著符,精感赤龙。承鬿流裔,袭唐末风。寸木尺土,无俟斯亭。建号宣基,维以沛公。扬威斩蛇,金精摧伤。涉关陵郊,系获秦王。应门造势,斗璧纳忠。天期乘祚,受爵汉中。勒陈东征,剟擒三秦。灵威神佑,鸿沟是乘。汉军改歌,楚众易心。诛项讨羽,诸夏以康。陈、张画策,萧、勃翼终。出爵褒贤,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弥光以明。源清流洁,本盛末荣。叙将十八,赞述股肱。休勋显祚,永永无疆。国宁家安,我君是升。根生叶茂,旧邑是仍。于皇旧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万年是兴。

碑文强调了“皇皇圣汉,兆自沛丰”“源清流洁,本盛末荣”“根生叶茂,旧邑是仍”,指出正是“源清流洁”的泗水、田肥土沃的沛县,才哺育了以刘邦为代表的大批汉初英杰,使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安宁、强大长久的封建王朝。

(二)歌风台与新丰

沛县、沛人是刘邦事业奠基的支柱力量,他对沛地的感情自然非比寻常。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平定英布叛乱,还军过沛,与家乡故人父老子弟饮酒击筑,作《大风歌》。“歌风台”之名即源于此。

〔乾隆〕《沛县志》载,歌风台“在今县治东南泗水北岸”。需要指出的是,台“先是在南岸”,由于历代水患频仍,于明成化年间“徙今地”,后世迭有重修。乾隆时所见之歌风台乃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县梁文炳所重修。

而刘邦之父刘太公迁居长安后,并不习惯那种钟鸣鼎食的生活方式,思乡心切。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为解老父乡愁,仿家乡丰县格局在骊邑营建新丰镇,迁丰县旧邻入住,鸡犬皆识途,自归其户。刘邦和丰籍将相自然也少不得常回家看看,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思乡释怀的方式。高帝十年(前197),骊邑正式更名新丰。通过新丰城的历史传说,可以看出丰沛文化对帝都长安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体现了刘邦等丰沛将相的乡土情结之厚重和项羽的江东情怀一样,说明先秦以来人们对地缘文化的热恋和执着。

左为相传东汉蔡邕所书“大风歌碑”,右为当代孟昭俊摹本(沛县博物馆藏)

在历史渊源上,古沛地区是东夷旧土、商宋故壤、齐楚新疆。到了西汉初期,随着血缘藩篱的拆散、地方分裂的消失,人们在文化心理上的隔阂也逐渐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全社会的文化心理亦渐趋一致,华夏族便彻底完成到汉族的转型,汉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也从此确立起来。新丰的营建是丰沛文化的输出,泗水亭和歌风台则实现了文化景观上的世代升华,徐州本土的区域文化在孕育汉文化的过程中,经过刘邦等丰沛将相的打理,已全方位融入到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之中。

三、五里三诸侯与开国三丞相

沛县安国镇汉街牌坊门柱上题有一副对联:“紫气盈大道,曾养一帝三丞相;青云贯通衢,再造千杰万英豪。”上联的典故是指这片土地曾经哺养了汉高祖刘邦、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史记》《汉书》等载,灌婴为睢阳人,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徐州旧志载此处有灌城,传为灌婴故宅,未知所据),五华里方圆内的安国集、周田村、灌城村和目力所及的刘邦店是他们早年成长的地方。皇帝之尊毋庸赘述,而三诸侯还做过开国丞相,作为一个狭小的地区,高端人才如此密集,这是非常罕见的。

考察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不难发现,以刘邦为首的功臣集团大多出生在丰沛小平原,且出身低微。清代史学家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初列侯之籍贯多为刘邦早年活动频繁的丰沛地区。“讫(高帝)十二年(前195),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其中丰沛籍者48人,约占33.6%。又择其功劳显者,“作十八侯之位次”,颜师古注:“谓萧何、曹参、张敖、周勃、樊哙、郦商、奚涓、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王陵、陈武、王吸、薛欧、周昌、丁复、虫达,从第一至十八也。”其中,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奚涓、夏侯婴、王陵、王吸、薛欧、周昌等10人出自丰沛地区,约占55.6%;其余8人中,又有灌婴、傅宽、靳歙、陈武、丁复、虫达等6人来自丰沛周边地区。这样算来,十八功侯将近九成都是丰沛及其周边地区之人。

不仅封爵如此,汉初在朝中任高官的丰沛功臣集团成员更是如此。以高帝至文帝初期的三公为例,首任丞相为萧何,刘邦临终遗言:萧何死,曹参、王陵、陈平依次接替。且《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直至文帝后元二年(前162),担任丞相一职的仅陈平、张苍不是丰沛籍人,但二人均与丰沛功臣集团关系较密。太尉一职不常设,所任卢绾、周勃、灌婴等人皆为丰沛功臣集团成员。首任御史大夫为周苛,周苛死,其从弟周昌代;周昌迁赵王相,其属吏赵尧代;其后任敖、曹窋、张苍接任此职。周苛、周昌,沛人,曾为泗水卒史,是刘邦的老部下;任敖亦是沛人,“少为狱吏……素善高祖”;曹窋为曹参之子,沛人;赵尧籍贯不详,但其为周昌属吏,又为周昌所荐,关系应不会很远。三公如此,朝中列将军、九卿中丰沛功臣集团所占的比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丰沛籍成员为主构成的丰沛功臣集团,作为刘邦事业的坚实支持者和忠诚追随者,从秦末揭竿起义到汉初政治稳定,他们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最为刘邦所器重和信赖。以平民出身的陈平、郦食其、郦商和韩贵族后裔张良、秦故御史张苍等一批有识之士为代表的归附集团,是刘邦为弥补军事力量不足、化谋略为战斗力的产物,他们团结在刘邦及其丰沛集团周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军事谋略层。刘邦曾对项羽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些文臣谋士的加入,补充和改变了刘邦势力集团单一武将的结构,是其智力基础。开国之初,他们亦多为朝廷所用,成为西汉政权的支撑力量。上述两个群体在灭秦战争和楚汉争霸的过程中,目标一致,利益趋同,在刘邦的驾驭之下,以丰沛功臣集团为主导,二者相互认同并逐渐交融,最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布衣将相集团。

布衣将相集团与刘邦乃至刘汉政权形成了互利共存、荣辱与共的关系,任何危害刘氏政权的企图均会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刘邦铲除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势力的过程中,布衣将相集团是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沉重打击了地方分裂割据势力,为刚建立不久的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后他们与刘氏订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刘邦死后,吕后擅权,专封诸吕为王,布衣将相集团成员多持敷衍了事、不合作乃至反对的态度。吕后一死,他们便联合刘氏皇族,尽诛诸吕,复立刘氏,迎立代王刘恒于长安,以极其强硬的手段维护了他们与刘汉政权生死相依的关系。

此外,汉初的布衣将相提出的治国思想、方针和纲领,扭转了秦末以来长期战争导致的经济衰败、民生凋敝的局面,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汉初的社会经济,使汉初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维持了长达70年之久,直接为汉武帝时期的空前富强和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彪炳史册的丰沛功臣集团,见证了汉文化肇端于徐州的历史华章,也奠定了徐州千古龙飞地、帝王将相乡的地望。

(作者简介:张政,徐州云龙书院地方文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徐州市谱牒研究会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