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是中国古代从分封制向大一统政权转变的关键时刻,也是中国古代从东西对峙格局向南北对峙格局转变的关键时刻。徐州地区的地理、资源优势和重要性随着中国文明进程而逐渐显露。西汉楚王国继承了先秦楚国和项羽的遗产,还由于刘邦出身于徐州,西汉楚王国不期而然获得了中国东部地区重心的地位,集聚了雄厚的实力,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显示了大汉楚国的荣光,至今仍熠熠生辉。

一、徐州的重要性:从史前到西汉

徐州为汉高祖刘邦故里,西汉徐州在各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地位,这在政治与国家几乎为一体的时代,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需要明了的是,即便没有汉高祖刘邦诞生于徐州,西汉时期的徐州也一定非同寻常,这是由从史前到大一统国家形成过程中,徐州的地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地位不断上升决定的。

在久远的史前时代,没有今天的长距离交通,更没有大区域、大规模战争,只有以血缘为纽带的小规模人群在较小地域范围内活动。这种情况直到新石器时代中后期[1]才发生较大改观,这个时期人口的增殖、生产技术的进步、物品的交换、公共工程的需要,促使超血缘组织的诞生。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融合。代表阶层分化、人身奴役、军事和政治权力集中的大房子、设防城市、人牲、礼器以及将若干不同血缘组织集合到一起的社会组织出现,促成政治权力大于血缘权力,社会发展到国家的边缘。徐州就是在这个冲突和发展过程中,在这个社会组织所控制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过程中,日益走向历史前台。

徐州地处今山东、江苏交界处,可视为山东丘陵向南缓慢延伸至苏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徐州向西与今安徽西北部、河南东部连为一体,是东部沿海地区通向中原的重要节点。明代之前包括徐州在内的今苏北地区,以及安徽西北和河南东部地区河流纵横、土壤肥美、物产丰富,苏北地区更是以湖泊为主,有舟楫之利,极便于今鲁南与苏南的交通。随着上古文明进程的推进,处于几个文化区域之间的徐州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正如考古发现所展示的,徐州大墩子、刘林遗址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徐州花厅遗址则有很多苏北乃至苏南浙北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地控鲁南、苏北构成这个时期徐州的基本文化面貌和历史地位。

龙山时代晚期山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大冲突,即“东夷”与“华夏”的大冲突,以华夏的胜利而告终,徐州地位和重要性一落千丈。虽然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徐州还不时以“反叛者”的角色出现,如徐偃王反周,但徐州在夏、商、西周国家的总体格局中处于边缘,甚至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那样沟通鲁南、苏北的地位都没有保住。这其中深刻的历史原因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在日益加大。中原地区不仅拥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在技术和民俗文化方面也先进不止一步,铜山丘湾社祀遗迹虽然是东夷民俗的珍贵遗存,但也是这个地区文化后进的表现。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夏、商、西周三代可以视为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滥觞阶段。夏、商、西周也是一种统一,是首先将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凝聚到一起的一统,将这种一统推之于四边地区是一个漫长过程,这决定了徐州这样边缘地区的境况和角色。中原地区的统一在稳固之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徐州地区的重要性在全国大一统的进程中充分体现出来,而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传统上多视春秋战国为礼崩乐坏、群雄割据的时代,“春秋无义战”便是最常见的历史表述。这些历史判断或不自觉站在西周王室的立场上,或站在哀怜生灵涂炭的立场上,这些认知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能改变西周政权崩溃后,中原政治制度、文化和技术向各地传播,促进周边地区发展的史实。还不能忽略的是,从西周政权束缚下解脱出来的各地各诸侯国能够因地制宜地制定国策,以发展本地本国的经济和文化。齐、楚、晋、秦在春秋时期的勃兴,很大程度缘于之上没有一个百般管控的西周政权,各国得以施展手脚谋发展。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吴、越、燕国的崛起,与西周崩溃后各地各国竞相崛起构成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原诸国如宋、卫、郑的软弱和无力,与周边齐、秦、楚、晋的强大形成鲜明对比,决定了历史格局和走向,也充分说明中国大一统进程的深入和周边地区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徐州的历史地位逐渐凸显,这与楚、吴、越的崛起关系最大。控制徐州以制约中原,是这三个南方政权重视徐州的主要原因,也是大汉楚国荣光的根源所在。

毋庸讳言,隋唐及之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在春秋早期开始崛起的先秦楚国,是南方地区最早兴起、孜孜以向中原扩张的政权。先秦楚国不向东、南、西三面扩张,不是力量不足,而是其三面更为落后。在中原获得一席之地,甚至攻占中原,先秦楚国就可以化身为华夏,这将在身份、地位、名义上都获得无比的尊崇和满足。中原国家识破先秦楚国用心,遂联合起来阻挡了楚国直接向东周王城洛阳的进攻。面对中原大国无法取胜,先秦楚国征伐中原小国则绰绰有余。在进攻中原无果后,心有不甘的楚国将兵锋斜向东北划出,郑、宋、陈、蔡等国,以及与中原地区紧邻的鲁、徐等国都被波及,徐州就这样融入到中国大一统的进程中来。先秦楚国虽然定都于长江流域,但其是从中原将势力扩及徐州一带的,因此,楚之东进可以视为徐州真正融入中原地区的开端[2]。

进一步提升徐州历史地位的是吴越二国。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二国,与之前先秦楚国的心态如出一辙,锐意北上,欲与中原大国一较高低。与先秦楚国相比,吴越对徐州地区的影响不再是波及,而是从正面将徐州裹挟到历史进程中来。也只有到此时,徐州所具有的交通枢纽地位才初步彰显。吴越不但与中原为敌,还与先秦楚国发生战争。吴越与先秦楚国的战争不仅在今长江江西段上下展开,也在樟树以下赣江下游地区对峙。更有甚者,吴越还与北上绕过大别山、桐柏山而南下的先秦楚军在今苏皖江淮地区作战。不过,最终的胜利者是先秦楚国而非吴越,楚国不但消灭越国(越国之前灭吴国),还将徐州以及山东南部直至东海的广大地区尽数变为楚国版图。从此,徐州四面八方的交通关节全部打通,随着中国南方地区的实力集聚,徐州的地位不断攀升。徐州与中国南方地区的关联性还有一例:徐州之外,迄今全国发现古徐国青铜器最多的是江西,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参与了吴国对楚战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主人系楚国灭吴后被迁移至今江西地界。不管哪种说法,都说明徐州已经深深介入中国南方地区发展格局之中。

项羽起兵反秦将徐州的历史地位推向新的高度。项羽从今苏州起兵,率领江东父子北上,表面看似吴越北上中原的翻版,实际上此时项羽得到全楚之人的支持,实力雄厚绵延,绝非吴越可比;中原形势也已不同于春秋战国之际诸国的互不统属,而是已凝聚为均质的行政板块。消灭秦主力,即等于推翻秦统治;攻取中原一个重要地区,其他地区多望风而降。由于徐州之前已经为楚国控制多年,因此既成为项羽经略中原的桥头堡,也成为项羽最后退守的据点。项羽在徐州称西楚霸王,实是将徐州提升到国家都城的地位。与此可作为对比的是,先秦楚国曾在秦国的压迫下将都城从湖北江陵迁移到寿春,而没有选择与寿春近在咫尺的徐州,其原因就在于先秦楚国是亡命之国,一心寻找能继续向南方退守的方便之地,因而选择了寿春,而非如项羽般积极进取中原而选择徐州。客观地说,徐州不适宜作为大一统国家的都城,关中的四塞形胜、洛阳的居天下之中,徐州都难以相比。但在东西方对抗的形势下,徐州确实可以作为东方的中心地。傅斯年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传说时代和三代的基本格局是东西对峙,秦汉之后才变化南北对峙;三代及之前主要是华夏民族内部对峙,秦汉之后主要是胡汉对峙。项羽以徐州为都,实是延续了上古以来东西对峙的格局,只是有了更明确的政治中心,而不像三代及之前中心地笼统位于今山东境内而无法确指。后来的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东西方大对峙,虽然由吴王起头,但进攻主要是从徐州发动的,一度颇有当年项羽反秦的模样,再次彰显了徐州的重要地位。只是这次反叛是开历史的倒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吴楚七国敢于向西汉中央政府叫板,是因为的确拥有非同寻常的实力。

徐州就这样从历史的长河中一步一步走来,在楚汉之际走到接近历史舞台中心的位置,此后仍保持了长久的辉煌。遗留至今的徐州西汉楚国王陵是那个历史高光时刻馈赠给今天的珍贵物化遗存。

二、徐州西汉楚王陵的价值和地位

强烈的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特色,厚葬是祖先崇拜的重要方式。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使统治阶级上层集聚了惊人的财富,为厚葬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已经发掘的秦汉帝王墓葬中,徐州西汉楚王陵是最令人震撼的,不仅有10余座规模宏大的崖洞墓,而且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内涵之丰富,几乎无出乎其右者。“江苏徐州汉楚王墓群”荣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称号,就可见其重大的价值与意义。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航拍(视觉中国 提供)

刘邦在清除韩信后,改封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并将彭城定为楚国王都。刘交一系共有8代楚王,公元前69年国除。公元前51年,西汉宣帝时封其子刘嚣为楚王,传3代共4王,至王莽时绝。这样西汉一朝共有两系12代刘姓楚王死后葬于徐州,他们的墓葬都为崖洞墓,而且几乎都被发现。虽然墓葬和具体哪一代楚王的对应关系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这些墓葬为楚王陵则无太大分歧。这些墓葬分布在徐州附近的狮子山、北洞山、桓魋石室[3]、驮篮山、小龟山、东洞山、南洞山、卧牛山、拉犁山等小山之中,将当年的楚国都城团团围住,构成一道奇特的景观。这些王陵的重大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驮蓝山汉墓陶俑(源自《大汉楚王》)

第一,徐州西汉楚王陵是中国最早的大型崖洞墓,并且影响到其他地区和砖室墓的产生。这些崖洞墓凿山而成,动辄通长上百米,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墓室,墓室雕成屋顶形式,高度模仿了地面建筑。现在多数学者认为狮子山楚王陵主人很可能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刘交卒年为公元前179年。那么狮子山楚王陵就应该是前179年前后开凿的。这在目前所知的所有大型崖洞墓中是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一直是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流,秦始皇陵虽未发掘,但根据形态和钻探结果,也是这个形制。崖洞墓是从山腰部位向内掏凿而成的新式墓葬,这种墓葬形式改变了墓室结构,第一次使墓室能够较为充分地模仿地面建筑和内部结构。因此,这是墓葬理念和结构上的创新。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徐州很可能是发明地。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群、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及王后墓、山东九龙山西汉鲁王墓等崖洞墓的年代都晚于徐州,而且多与徐州地区毗邻,都是从徐州传播出去的。不仅如此,从西汉中晚期开始流行的砖室墓的结构和理念与崖洞墓是一致的。因此,砖室墓的产生和流行有可能是受到了崖洞墓的影响,最初可能是一部分中高级官吏出于对崖洞墓的羡慕而进行了模仿。如此,这又可视为徐州西汉楚王崖洞墓的影响。

龟山汉墓车马室(视觉中国 提供)

第二,徐州楚王崖洞墓开凿方式和出土钢铁器物共同表现了高超的技术水平。徐州西汉楚王崖洞墓无一不宏大规整:狮子山楚王陵天井深达10.9米,仿佛用刀劈出来一样规整;北洞山汉墓附属的屋形仓库与地面建筑无异;小龟山二号汉墓从墓道到墓室内部长达83.5米,呈一条直线。这些崖墓真可谓鬼斧神工,没有坚硬锐利的工具根本无法完成。就是说,这些崖墓的出现与开凿工具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再者,从徐州地区出现崖洞墓开始,中国墓葬的主流就从原来的竖穴墓变化为横穴墓,即像进入建筑一样可以走进去的墓葬。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横穴墓在表现方位、礼仪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这种形式的墓葬为什么在西汉之前没有出现,不能不说与钢铁技术的不成熟有关。普通的铁器工具无法将山石錾开,只有钢铁工具才能胜任。以秦始皇兵马俑为参照,可以看出西汉楚王陵,特别是年代最早的狮子山楚王陵尤具意义。在狮子山楚王陵中,钢质兵器发现很多。以西一耳室为例,出土的钢铁兵器与铜兵器数量相当。据统计,在秦始皇兵马俑坑的所有兵器中,钢铁兵器数量只占总数的万分之五左右。从秦始皇陵到狮子山楚王陵,不过相距短短30来年,钢铁兵器已如此普及,假如两支军队穿越时光发生交战,那么秦始皇的军队在兵器上也只能甘拜下风了。根据科技检测数据,在狮子山楚王陵中出土的成捆的环首刀等兵器已经是标准的钢兵器,将以往认为钢兵器大规模出现的时间从西汉中期提前到了早期。徐州楚王陵将当时最先进的材料用到墓葬开凿上,并且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材料史上的这次变革在徐州率先发生,影响的范围极广,从军事到建筑技术,再到葬俗礼仪,可谓意义深远。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徐州博物馆藏)

第三,徐州西汉楚王陵是西汉楚王国在地下的投影。西汉楚王陵除了规模宏大之外,形制比较复杂也是令人瞩目之处,而且早晚阶段还有所变化。属于西汉早期的北洞山汉墓在主室之外,还有向下半凿半建的大型仓厨式建筑;狮子山楚王陵甬道中有大型耳室,包括庖厨、沐浴、宴饮、武备等设施。属于西汉中期的龟山汉墓的前部是马厩、水槽等耳室,中部则有高大的主室,象征主人厅堂所在。早中期墓葬形制虽有所不同,但本质不变。内外墓室有很多分间,有各种不同功用。北洞山汉墓的彩绘仪卫陶俑服饰各异,或执笏,或执兵,或背箭箙,不少陶俑所佩绶带下端均有半通印,印文多为“郎中”,少数为“中郎”,是当年楚王出行仪仗的生动再现;狮子山楚王陵前的兵马俑坑则各种陶俑应有尽有,是楚王国武装力量的形象展示。狮子山、北洞山汉墓出土的印章、封泥涉及楚王国中央官署、地方组织、军事系统、内府机构等各个方面,据此可以复原西汉诸侯国组织形式,是西汉早期王国“都官如京师”的注脚。这些宏大的地下空间不仅是对楚王宫室的模拟,更是西汉楚王国在地下的投影。早年咸阳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发掘出土有很多西汉中央官署的印章和封泥,还有斗、量、钱范等文物,由于阳陵主墓室没有发掘,所以学者们一时难以从整体上对这些文物进行把握。徐州西汉楚王陵发掘后,特别是对狮子山楚王陵的兵马俑坑、外围的陪葬器物坑、甬道里的耳室、主墓室全部进行了发掘,使学者们很快意识到这是文献记载中的百官葬,即将地上王国的宫廷、官署机构、地方组织、军事力量尽可能在地下重造出来。近年来发掘的汉文帝霸陵陪葬坑中的乐舞俑陪葬坑再次证明了百官葬的存在,出土陶俑旁有太乐署下辖官员的各种印章,说明当时在地下复制了一个中央音乐机构。由此可见徐州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对于认知西汉陵墓制度的贡献。

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倒梯形牌状玉饰(源自《狮子山楚王陵》)

第四,徐州西汉楚王陵出土文物是西汉文化的生动写照。徐州西汉楚王陵出土了很多陶俑,对当时的人物形象、服饰特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生动的反映。狮子山甬道外侧上方土台上的陶俑作迎接者,仿佛还有哀戚之容。驮蓝山汉墓的舞蹈俑将舞者柔软的身姿和舞者的陶醉融为一体,抚琴俑和击磬俑则神情专注忘我。前面说到的北洞山汉墓彩绘仪卫陶俑和狮子山楚王陵兵马俑种类齐全、服饰各异,但都沉着坚定,显示了西汉楚王国的赫赫武力。与这些从事迎丧、音乐舞蹈、战斗的执事俑相比,西汉楚王陵其他文物多是围绕楚王的权势和奢侈生活展开的,揭示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巨大的身份和贫富差异。

西汉楚王陵出土文物类型丰富,金银器、铜器、玉器、漆木器、骨器等应有尽有。其中,玉器是楚王墓中最吸引人的文物,可分为好几类。玉棺和玉衣属于葬玉,有些玉佩也属于葬玉。从新石器时代出现葬玉开始,葬玉的形式和组合不断变化发展,大概到战国晚期发展出玉衣,但考古发现的最早玉衣要数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所发现的金缕玉衣。玉棺可能不晚于战国晚期也出现了,但考古发现仍以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所发现者最早。玉璜、玉觽、玉冲牙等物构成组玉佩,这类组玉佩少数属于日常配饰,多数属于礼仪活动时盛服的装饰,死后也用来装饰墓主的尸身,因此也是葬玉的一类。由配饰、玉蝉、玉枕、玉衣、玉棺构成的整套葬玉是中国古代葬玉的高峰,不仅继续暗示了古人信以为真的玉器在显示身份和沟通天地方面的传统功能和灵性,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从战国以来流行的玉器保护尸体、升天升仙方面的新功能。

狮子山楚王陵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玉戈、倒梯形牌状玉饰,二者都属于仪仗类用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工具和武器形的玉器就被作为仪仗用品使用,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西汉时期。玉戈在永城西汉梁王陵墓中也有发现,但最精美的是狮子山楚王陵出土者。倒梯形牌状玉饰仅见于狮子山楚王陵,一条螭龙婉转上升,从倒梯形框上端探出头部,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玉器之所以格外受到重视,与玉器在上古时期就被赋予神秘特性和功能有关—古代巫师施行巫法、沟天通地、呼唤神灵用玉作为法器。永城梁王墓出土的玉戈因为是单件,质量又不是那么好,所以并没有引起很多重视。狮子山玉戈、倒梯形牌状玉饰似乎具有组合关系,加之还出土了龙形大带钩、双联玉管等物,使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彼此有关联的楚王举办仪式时的用品,而且这个时候的楚王还具有一定的巫师色彩,承担着负责在楚国境内祭祀天地通神显灵的巫师功能。大一统国家已经建立之后还存在这样的行为和意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当然,随着大一统国家进程的深入推进,官僚行政制度的日渐推行,诸侯王权力被日益削夺,西汉以后的诸侯王再也没有这种角色和功能了,仪仗类玉器也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玉器在汉人的现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玉器多出土于墓葬之中,要将生活用玉辨别出来并非易事,不过狮子山楚王陵仍提供了重要信息。在狮子山汉墓主墓室西耳室中出土有高17.3厘米、宽10.5厘米的大龙形佩。由于这个耳室中还出土有鸭嘴形、熊头形、羊头形金饰以及嵌绿松石金扣,其中嵌绿松石金扣是衣服上的纽扣,羊头形金饰是冠帽装饰,鸭嘴形、熊头形金饰可能是器物装饰,可见这个耳室里存放的是服饰、器物等生活用品。龙形玉佩的体量大、质量高,与其他的玉器难以相配,因此可以认为是居室内部空间的装饰品。以玉器装饰的居室内部图像有发现,但玉器实物很少发现,狮子山楚王陵耳室的发现可谓弥足珍贵。

徐州西汉楚王陵出土的珍贵文物数不胜数,无一不是集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的顶级文物。就形制或文物而言,其他地区的西汉诸侯王陵甚至帝陵,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将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合并考察,徐州西汉楚王陵为当之无愧的个中翘楚。

三、徐州西汉楚王陵出土文物的世界性

深入研究徐州西汉楚王陵出土的文物与外部关联状况,对于认识徐州乃至中国与世界交往历史有相当大的价值。狮子山楚王陵墓主现在多倾向于第一代楚王刘交,以往认为年代可能要晚点,但再晚也晚不到张骞通西域之后,也就是说狮子山楚王陵中的玉器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已经出现在徐州。多数学者认为这批玉器是和田玉,少数学者认为玉料产地可能是今甘肃省境内的马鬃山。其实,即便是马鬃山,也是在汉武帝派兵攻取河西走廊设四郡之后才成为汉属地,狮子山楚王陵年代一定早于此。也有学者认为狮子山楚王陵玉器多数是战国时期楚国王室玉器和玉料,那么,就更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的物品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狮子山楚王陵玉器的原料是从当时汉帝国境外输入的。而且,迄今出土西汉早期玉器以狮子山楚王陵的质量为最佳,从西部输入到徐州地区的路途为最远,难度也最大,因此也愈见西汉楚国的突出地位。这就让人想起著名的和氏璧故事。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大龙形佩(源自《狮子山楚王陵》)

从《山海经》等文献来看,不晚于战国时期人们已经知道和田玉是最珍贵的玉料,和氏璧只能是和田玉器中的极品才能享有盛誉。和氏璧的故事发生在先秦楚国,暗示先秦楚国早已与西域发生了联系。楚国既然曾经派庄蹻入滇,那么与西域发生联系也是很可能的。将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玉器,或其中的一部分视为战国楚国遗留下来的物品,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么珍贵的玉器仅在徐州地区发现。而且,狮子山楚王陵玉器的特点与安徽长丰战国楚国贵族墓中的玉器十分相似,更明确揭示了先秦、汉楚国之间的联系。这批玉器出现在狮子山有可能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先秦楚国经过某种途径得到了和田玉料,并制作了一些玉器;战国晚期楚国为避秦祸将都城迁到寿春,楚王室玉器和玉料也同时被迁运到寿春;喜欢玉帛财货的项羽起事获得成功,得到了这批玉器和玉料,并将它们带到自己称西楚霸王的都城彭城;西汉王朝建立后,分封在徐州的西汉第一代楚王刘交得到了项羽遗留的宝物,其中包括这批玉器和玉料;刘交死后,其子刘郢客将这批玉器及他物当作其父的陪葬品而埋入地下,并在20世纪90年代被发掘出来。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猛兽搏斗纹金带扣(源自《狮子山楚王陵》)

玉器反映的是徐州与西域世界的关联。相映成趣的是,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猛兽搏斗纹带扣是典型的草原风格文物。类似的文物在徐州刘埶墓等墓葬中也有发现。在山东章丘、安徽阜阳、江苏扬州、广东广州、重庆巫山、陕西西安等地西汉墓中也都有发现,更不用说在宁夏、内蒙古等草原地区。世界游牧文明的发源地还不能完全肯定,但不出黑海—里海—咸海以北到阿尔泰山以北一线地区,阿尔泰山以东到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高原南缘地区是游牧文明的次生地,主要接受了以西地区游牧文明的影响,这表现在各种与游牧文明相关物品出现的年代都晚于以西地区,在形式上又与以西地区相关联。包括徐州地区在内的中国南方地区的草原风格物品是中国北方缘边地区影响下的产物,更明确地说,是匈奴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把它视为整个世界范围内游牧文明进程和影响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这是因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伊朗高原上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远离草原文化中心地之一的高加索北部,但波斯波利斯出土的很多物品都有游牧文明因素,同样说明其时游牧文明在世界范围居于优势地位,对南方地区产生广泛影响。与波斯帝国一样,为了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汉朝积极学习匈奴的军事技术,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由于汉地在资源、技术、组织方式等方面都比草原地区优越,汉地制造的草原风格物品的质量很快就超过草原地区,就以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两副黄金带具而论,其形象之生动、造型之准确,中国北方地区尚未发现可与之相媲美者。虽然目前徐州地区还没有发现生产黄金带具的模具,但在西安秦墓中出土了草原风格猛兽纹带钩、腰牌的模具。因此,狮子山黄金带具很有可能就是徐州地区楚王国的手工作坊里生产的。与狮子山黄金带具类似的装身具在今蒙古国没有发现,但与中原南方地区类似的马珂等物品在蒙古国诺音乌拉等地匈奴墓中有发现,其中高质量者可以肯定是汉地产品。也就是说,汉地很可能应草原地区的要求而制造了相关物品,这自然进一步加强了汉地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

狮子山楚王陵还有一些难以辨明来源的器物,如带环状把手的鸭嘴流铜壶。带长流、带环状把手铜器中国很少见,与这件铜壶类似的物品国内从未出土过,但希腊罗马等域外地区却不乏类似器物。在蒙古国匈奴墓葬中出土有希腊罗马特色的装饰盘。年代与狮子山楚王陵同时或略早的青州西辛墓中出土有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裂瓣纹银盒,类似的裂瓣纹银盒在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墓葬中也有发现。波斯帝国及其后的塞琉古帝国、安息王朝与希腊罗马关系很深。汉帝国与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匈奴帝国的关联,都有可能导致希腊罗马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国,从而导致带环状把手鸭嘴流铜壶的出现,只是年代久远而无法窥知当年的具体情况了,但徐州西汉楚王陵出土物所蕴含的世界性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简介:韦正,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