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江苏地区,西汉时期分属于沛郡、临淮郡、东海郡、丹阳郡、会稽郡及楚国、广陵国、吴国等,其中两个藩国楚、吴在西汉前期颇为强盛,深受楚文化、吴文化滋养,楚元王刘交和吴王刘濞又大力倡导文教,促使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创作开出了灿烂花朵。因汉代统治者刘邦起自沛郡,将楚地文化带到长安,加上优势文学的示范效应,江苏地区的文学作为地方性文学,后来扩展至全国,起到了引领文学风气的作用,孕育了有汉一代文学的繁荣昌盛。江苏地区文人在楚歌、四言诗、楚辞、汉赋、散文等方面的创作由地方影响到全域,在西汉文学前行的道路上起到了引领作用。

一、楚歌走向全域与四言诗的赓续

所谓“楚歌”,颜师古注云:“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即楚歌为楚地之歌,与吴讴、越吟、秦声一样,都属地方性民歌。楚人重情义,善歌舞,在先秦时期已形成歌吟传统,留下不少歌谣,传世的有《徐人歌》《孺子歌》《楚狂接舆歌》《楚人诵子文歌》等。这些歌谣长于即兴抒情,篇幅短小,句式参差不齐,带有“兮”字。在当时众多的地方性民歌中,楚歌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体征和显明的标识度,比其他地方的民歌更具有示范价值及扩散引领的潜力,比如产生于越地的《越人歌》就因语言不通,翻译成“楚语”后才得以流传。

“亡秦必楚”,秦汉更替,陈胜、项羽、刘邦等楚人走到了历史前台,成为宏大政治叙事的主人公。他们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楚歌,便经常出现于史书中,诸如“四面楚歌”、《垓下歌》《和项王歌》等。刘邦入主长安后,他本人喜爱的楚歌,在“不忘故土”的名义下,逐渐成为朝堂及整个时代的文化强音。高祖十一年(前196)十月,刘邦回沛,“击筑,自为歌诗”,作《大风歌》。这是作于楚地的楚歌,对于刘邦而言,在心为志,发言为歌,本是习惯使然,却以帝王之尊为西汉楚歌创作拉开了序幕。此后在长安宫廷中,帝王、后妃、皇子等皇室成员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楚歌[3],尤其是在刘、吕两大家族的权力斗争中,涉事人以楚歌形式唱出了人生凄苦与命运多舛!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皇室楚歌,因关涉政治事件而被记录,真正属于后来班固所说的“缘事而发”,恐怕还有大量楚歌,因“所缘”之事过于平淡而未能进入历史记录。

楚歌被引入仪式乐歌,是楚歌走向全域化的重要契机。刘邦所作《大风歌》,最初是“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属于地方性乐歌的展示性表演,到了孝惠帝,“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变成了国家祭祀仪式。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房中祠乐》,因“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楚声成为国家祭祀仪式的音乐来源,赋予其正统与典范的意义,是礼乐中的最高权威代表。于是,汉武帝时所立乐府中,楚声成为重要一部分,传于后世的汉乐府楚调曲有《怨诗行》《怨歌行》《白头吟》等。楚声建构了宫廷雅乐,完全脱去了地方性色彩。

受此沾溉与影响,楚歌也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形式。先秦时期,原本有“作歌”“作诵”的传统,到了汉代,《诗三百》成为《诗经》,构建起解经与阐释的封闭系统,无法为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动力与滋养。楚歌适逢其时,接续并激活了这一传统,发扬了文人即兴作歌的方法,“自歌”“作歌”经常出现在汉代文献中,尤其是在“武帝以后,则一般文人乃至普通百姓也有所作”,促进了汉代文人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东汉时期越地文人赵晔撰《吴越春秋》,其中“自创”多首楚歌,“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楚歌由地方性民歌变为全域性诗体,将其内生的“尚悲”情感基调弥漫在整个汉代诗歌中,孤独、不遇、无奈等成为汉诗中较为常见的主题。楚歌、楚声、楚辞也是后来乐府诗的重要源头之一。楚歌在形式上孕育了三言句,为五言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楚歌成为民间地方性文学全域化的一个典范,为后世文人借鉴和吸收民间资源提供了启迪。

在汉代的诗歌创作中,除楚歌外,四言诗传统也是由彭城人韦孟赓续的。高祖六年(前201),韦孟任楚元王傅,辅佐楚王。后来,楚王刘戊参与七国之乱,韦孟写《讽谏诗》相劝,批评刘戊“所弘非德,所亲非俊。唯囿是恢,唯谀是信”,刘戊不听,韦孟辞官,至邹。刘勰《文心雕龙》云:“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四言诗虽然在汉代并没有大放异彩,但韦孟等人重拾四言诗创作,赓续传统之功,在文学史上不应该被忽视。

二、楚辞的接受与扩散

楚辞本是楚地的地方性文学,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词序》就说过“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屈原死后,秦朝建立,楚辞只能在南楚一带民间口耳相传。东汉时期南郡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说:“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渔父序》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廖群在《从“侧闻屈原”到 “世传楚辞”:屈辞初期传播考索》一文中指出,“屈原‘行吟泽畔’,其大量骚辞最初由此得以创作和‘发表’,且为当地听众所闻所记”。楚辞的地方性特点在诵读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以至于“有专门诵读之学,至隋而不衰”。

汉初,楚辞没能像楚歌那样顺利进入宫廷,主要在藩国中流传,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门下都有众多门客,诵习或创作楚辞。汉武帝前后,楚辞才引起朝廷关注。《汉书·地理志》云:“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在楚辞从藩国走向宫廷的过程中,除贾谊和刘安的贡献外,江苏地区的严忌父子、朱买臣、刘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正如傅刚所指出的,“汉景帝、武帝时,《楚辞》主要流传在故楚之地,因此严助、朱买臣是最早的传习者,经过刘安、朱买臣等人的努力,《楚辞》才传播到朝廷”。

严忌,原名庄忌,吴人。最初效力于吴王刘濞门下,后从梁孝王游。据《汉书·艺文志》载,“庄夫子赋二十四篇”,看来严忌当时创作了很多辞赋。传世的唯有《哀时命》,模仿屈骚,感慨屈原的遭遇,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悲慨与抑郁。王逸《楚辞章句》云:“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其子为严助,因对贤良策优异,武帝提拔为中大夫。在朝期间,严助与吾丘寿王等人最受汉武帝尊崇。《汉书·艺文志》载,“严助赋三十五篇”,亦写有不少赋作。他们父子二人对屈原的接受和扩大辞赋影响均有较大贡献,尤其是严助,身处朝廷,与司马相如等人一道推动辞赋的传播与创作。

朱买臣亦是吴人,因同乡严助的举荐,被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朱买臣“言《楚辞》”,“言”为诵读、讲解之意,“楚辞”一词最早见于此,朱买臣“可看作是最早将‘楚辞’由地方带入汉统治中心的人,其在汉初‘楚辞’传播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一事件是楚辞由地方性文学向汉王朝中央传播的标志。朱买臣不仅能诵读讲解楚辞,亦富文采,著有辞赋三篇,推动了西汉辞赋的创作。

刘向为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长期在朝为官。刘向对于楚辞的整理、传播功劳甚伟。他在《新序·节士第七》中详细记载了屈原的生平事迹。今天我们看到的王逸注本来自于刘向,刘向曾编楚辞十六卷。王逸《楚辞章句》卷首说:“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离骚叙》云:“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刘向还作有《九叹》,在体制上仿屈原《九章》,内容上“追念屈原忠信之节”,进一步丰厚了楚辞的书写内容与历史积淀。

屈原不生于江苏地区,但在西汉时期,楚地尤其是江苏地区的文人对屈原认同和接受,挖掘和丰富了屈原的事实,形塑了屈原的光辉形象,确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坚贞不屈的人格、卓世不群的情操,被汉人发现并重塑,成了文人追求的理想。而楚辞的流播与仿拟,传承了区域文学传统,增强了地方文化认同,在走向全域化的过程中,提升了汉代文人的文学素养和文学知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文人作家。

三、汉赋及散文领域的引领

汉赋“拓宇于楚辞”,因而汉初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辞赋作者有浓重的地域性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其中陆贾、枚乘、枚皋为江苏地区人士。此外,西汉写有赋的朱建、刘向、严忌、严助、朱买臣亦是江苏人。可以说,西汉赋取得的成就,江苏籍文人作出了卓越贡献。

更要指出的是,在汉赋脱离楚辞母体走向独立的过程中,“振其绪”的贾谊虽然写有多篇赋,却重在言志,仍是楚辞余绪,不具备开创意义,没有为新兴的汉赋探索出独特的文体发展之路。江苏淮安人枚乘所撰《七发》,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骋词体物,铺采摛文,为赋体发展与独立奠定了基础,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枚乘一生中都是客游藩国,最初在吴王刘濞门下,后为梁孝王刘武门客。从《七发》中大肆铺写“广陵观潮”一段来看,该篇应是枚乘客游吴国期间所写。文中以“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发端,实际反映出当时吴、楚两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七发》中三次提及楚,除楚太子外,还有“楚山之苗”“发《激楚》之结风”,根据李善注,“楚苗山出禾,可以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铤。高诱曰:苗山,楚山也”“楚地风气既漂疾,然歌乐者犹复依激结之急风为节,其乐促迅哀切也”。其中写及饮食的文字,一般认为源自于《招魂》《大招》,是对楚地饮食文化的描述。而吴客所说的广陵,是指西汉的广陵国,赋中所写田猎和观涛的场面,“游涉乎方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当在长江岸边,以吴国为空间背景。

枚乘到了梁孝王门下,当时聚集了庄忌、邹阳、公孙诡、羊胜、公孙乘、韩安国、路乔如等人,“梁客皆善属辞,而乘尤高”,枚乘显然是这个文人群体的核心。他们在一起切磋赋作,《西京杂记》记录了梁孝王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的情形,枚乘作《柳赋》,公孙诡作《文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羊胜作《屏风赋》等。后来司马相如加入,《史记》载,“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教岁,乃著《子虚之赋》”。司马相如对枚乘的赋多有学习和继承,所作《子虚赋》中主客问答的结构、铺采摛文的风格,与《七发》如出一辙。众多文学史研究者认为,《七发》是汉代散体大赋正式成立的标志,其中对音乐、饮食、宴乐、游观、田猎等场面的铺排描写,成为后来赋体书写的经典化题材;主客问答、移步换形的结构,包揽宇宙、囊括古今的体制,“始邪末正”“曲终奏雅”的精神,铺陈夸饰、文辞华丽的语言,都为后来的赋体所承继和发扬。因此,《七发》引领了后来赋体的发展方向。

枚乘后来得到了汉武帝赞赏。据《汉书》记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说明汉武帝早年已关注枚乘赋作;“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对枚乘的待遇极高。汉武帝对枚乘的礼遇,表明汉赋被朝廷接受,由藩国走向全域化。汉武帝将枚乘儿子枚皋诏入宫廷,伴随左右,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加上对司马相如的拔擢,使赋成为朝廷推崇的文体,成就了有汉一代赋的繁荣。

在散文领域,汉初楚国人陆贾撰《新语》一书,“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新语》摆脱了先秦以来诸子散文空言论道的传统,针对朝政要害,提出务实措施,开创了政论散文的先河,指引了后来贾谊、晁错、桓谭等人的散文创作。

四、地方性与全域性之间的张力

秦汉时期,江苏地区的文学生态无疑是独特的,与周朝以来以镐京、洛阳为核心的文化圈生成的文学有所不同。楚地特殊的地理物候、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恰好造就和成全了屈原之所以是屈原、楚辞之所以是楚辞”。楚国因与中原区隔,在战国后期统一大业的政治风云中逐渐处于劣势,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与封闭,生长于斯的文学凸显出更为鲜明的地方性特征,楚歌、楚辞采用楚地风物、楚地方言,抒发悲情,只能在楚地流传等,都与此有关。也正是如此,滋养了楚地的众多作家。楚辞影响了上层贵族与精英文人,《文心雕龙·辨骚》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故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而楚歌成为下层文人及普通百姓的精神抚慰与情感出口。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汉代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转机出现在秦汉更替之时,当沛县刘邦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主长安后,楚文化西移,改变了以前被压制的局面,变成了强势文化。楚歌开始在长安大地上流行,宫廷中的权贵们用他们熟悉的腔调唱出了心中的期望、苦闷及面对命运的无奈,借统治者的喜好实现了楚歌全域化的第一步。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一时间各个阶层的文人都做起楚歌来,甚至原来非为楚歌的文献在历史记录中也被改写成楚歌了(如《龙蛇歌》)。楚辞和汉赋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它们最初没能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只能在藩国流行。楚国、吴国、淮南国、梁国等一些强盛的藩国,作为故楚之地,培植一批楚地文人,读辞作赋,在文化上与中央抗衡,展现地方的强大与繁荣。汉代初期的文人中,除贾谊、陆贾、晁错等人受命于中央朝廷外,大部分都在藩国创作。

然而,汉代作为政治上大一统的王朝,文化也必定要完成大一统。藩国培养门客,实质上是战国时期各国养士、游士风气的遗留,思想上的驳杂、地方性的过于张扬,对大一统事业的完成是不利的。文化实现大一统,是必然的趋势。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叛乱,中央派军队镇压,为政治上削藩和文化上削弱藩国地位找到了合法合理的依据。无疑,江苏地区的吴、楚两国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压,藩国文学也因此走向衰落,文学发展的地域性被消解,全域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后来,刘安集团覆灭,藩国文学完全衰弱。汉代文学的地方性受到抑制,适应时代需要的大一统文学已初步形成。

事实上,在楚歌、楚辞、汉赋的地方性特征被消解的过程中,地方性与全域性之间曾有过一段关系紧张的时期。楚歌作为地方性文学,进入长安朝廷后,处于尴尬地位—只能出现在私人领域,即使进入仪式乐歌后,依然要让位于周朝以来的雅乐。汉武帝“立乐府”,司马相如等人所制《郊祀歌》十九首虽然有《天马歌》以楚歌形式出现,但大部分仍沿袭了《诗经》的四言形式。楚歌本身在后来的发展中,终究没能成为诗歌主流,不得不让位于蓬勃发展的五言诗。楚辞的境遇与楚歌相类似,题材的狭窄、情感的单一、形式的稳定,都使这种文体走向孤芳自赏的死胡同,难以担负起对大一统国家的充分想象和共情建构,因而承载着恢宏奔放的气势、宏阔并蓄的胸襟的汉赋如约登场了,它才是有汉一代文学的代表,能够彰显大一统时代的声势与印记。当司马相如把《上林赋》呈现在汉武帝面前时,地方性与大一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顺利解决—地方性已被消弭,彻底融化,在全域性的诉说中变得悄无声息了。

这样说来,西汉时期江苏地区的文学将曾有过的繁华奉献给那个大一统的时代了。在文学尚未完全自觉、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江苏地区的文人率先垂范,积极探索,为汉代文学从先秦以来的子学、经学的华丽转身起到连接、过渡和引领的作用。在汉代文学的发展征途上,江苏地区启其源,三辅地区、河洛地区、巴蜀地区将其发扬光大。其文学史意义在于,为后来的文学从地方性走向全域性进行了实践,提供了经验与启迪。

(作者简介:王立增,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