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大闸(朱天鸣 摄)

淮安,位于大运河中部,是横跨宋元明清时期的黄、淮、运河交汇处。明清时期,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朝廷相关的政治举措、治水方略,使得淮安成为全国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淮北盐集散中心、黄淮运河道治理中心以及全国著名的淮安榷关所在地,从而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一、明朝初期淮安运河通漕工程

元朝末年的政治动乱与长期战乱,导致大运河年久失修、淤浅甚至人为阻断,可谓瘢迹重重。明王朝建立后,以南京为都城,漕粮也主要出自南方,大运河没有多大的漕运压力,因此,对于大运河的维修保通不够及时。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迁都北京。为确保北京城、长城建设与军需民用、百官供给,相继启动了重新贯通大运河的各项关键性工程,实现了漕运的畅通、运河城市的复苏与迅速发展。明中叶黄河的全流夺泗夺淮,又对漕运的通塞、河道与地域变迁的速率、淮安城市的兴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一)北辰堰闸与明初淮安五坝

黄河夺淮,使淮河清口以下河床淤积加快、水位抬高。到元末明初时,对漕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首先是沙河运河与直对大清口的磨盘口的废弃,使得淮扬运河入淮口重新回到末口附近。关于末口,《读史方舆纪要》载:“北神堰(一作北辰堰)在淮安府城北五里,古末口也,吴王夫差沟通江淮之处,后人于此立堰。”《天下郡国利病书》又载:“(淮安)新城有北闸,宋为北辰闸。闸常闭,议者请开之以泄潦水。时黄淮忽暴涨入城,城中大浸,越旬日,乃塞之。”时在明洪武初年,《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条史料说明:第一,淮扬运河的常态水位高于淮河,所以能够“开之以泄潦水”。在黄河夺淮之前,“淮河之水地中行”,河床甚深,末口如不筑堰或建闸,无法保证淮扬运河保持足够的通航水位。第二,末口堰坝改建为闸,至迟在南宋就有了。这时,因为有沙河运河通航行漕,所以北辰闸的设置,主要是用来排泄淮安地区洪汛期涝水的。然而,由于淮河山阳湾河床增高,加之黄淮洪汛骤至,山阳湾水位暴涨,北辰闸关闭不及,以致洪水涌入新城,从而不得不把末口重新筑成堰坝。

〔乾隆〕《淮安府志》载:“新城南、北二水关,北水关在未筑城前为石闸,古邗沟由射阳至末口入淮,石闸即古末口。自北辰堰筑而末口变为石闸,自新城筑而石闸变为北水关矣。”该志同一卷又载:“石闸,新城北,即古末口,旧于此筑北辰堰。洪武十年建石闸,今废,为北水关。”洪武十年(1377)之所以重建石闸,是因为宋代的北辰闸已经圮废。所以,今末口所在地的水关遗址,应当始于明洪武十年建的石闸圮坏以后。

淮安五坝即仁、义、礼、智、信五坝。在五坝中,最先建成的是仁字坝,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山阳县仁字坝,在淮安新城东门外,洪武元年(1368)知县姚斌建。”明王朝刚刚建立的第一年,百废待兴之际,就建起仁字坝,可见当时沙河运河已经淤塞不通,末口也已经堵闭,必须立即筑坝,以保证南北水上主干道大运河的交通往来。

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向北方运送的漕粮、贡品骤然增加,一个仁字坝远远解决不了问题。永乐元年(1403),任命平江伯陈瑄为漕运总兵官,驻节淮安督理漕运。据《江苏水利全书》载:“永乐二年,平江伯建淮安义、礼、智、信四坝,合仁字坝为淮安五坝,车盘入淮。”同年十一月,镇守淮安都指挥施文又建议修复“清江浦二闸”,共同承担起大运河淮安段骤增的通航保运任务。

关于淮安五坝的位置,〔乾隆〕《淮安府志》:“仁字坝、义字坝,以上二坝,旧在新城东门外东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坝口外淮河,遇清江口淤塞,运船经此盘坝入淮,坝东为纤路,西即城基。”〔正德〕《淮安府志》:“(新城)南北为水门者二,北不通舟,东、南二面池深一丈余,阔五丈余,西、北二面淮、湖有天然之险。”综合这两条记载,仁、义二坝下舟船进出的引河,系由淮安老城西南引管家湖水,经老城南城墙外向东,转老城东城墙外向北,再沿新城东城墙外继续向北,抵新城东北角以达仁、义二坝之下。二坝均为东西走向,并列而排。〔乾隆〕《淮安府志》又载:“礼字坝、义字坝、信字坝,以上三坝,俱在新城外西北,引湖水抵坝口,外即淮河,遇清江淤塞,则官民商船经此盘坝入淮。”

查万历十八年(1590)《河防一览图》,在淮安新城西北城角处标有“西桥礼坝”,图上还有一段说明文字:“西桥礼坝系当直射之处,且迫近淮城,最为险要,今砌西桥石工长九十八丈,礼坝石工一百余丈。”可见此时礼坝也已经成为险工。

《河防一览图》中,在“西桥礼坝”以西,又有“方、新二坝”。《天下郡国利病书》作“方、信二坝”,且与〔乾隆〕《淮安府志》记载相吻合。“新”字系“信”字之误。统观礼、信二坝,一在东,一在西,由此推定,永乐二年(1404)所筑“智字坝”在二坝之间。

(二)清江浦河的疏凿

宋乔维岳所开凿的沙河,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垫,闸坝湮废了。陈瑄总督漕运之初,由于大运河阻隔河段较多,江南漕粮仍以海运为主。其中,由“上江”来的漕船,多由淮安入淮河而下,由黄海、渤海海道北运。

同时,陈瑄积极实施内河漕运,永乐二年维修沙河运河上的石闸,通行漕船。然而,由于黄河夺淮,石闸很快淤塞,往来船只还必须由淮安新城车盘五坝入淮。漕船由新城东门外东北的仁、义二坝入淮,官民商船由西门外西北的礼、智、信三坝入淮。过坝时,重载之船必须把货物驳卸下来,将空船拖过坝,再把货物装上。入淮后逆水而上,至清口入黄河。这一段水流特别湍急,每船往往要用上百个纤夫拉,故“逾淮达清河,劳费甚巨”。

为“免过坝及风涛之险”,陈瑄进行了走访和实地勘察,于永乐十三年(1415),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重开山阳湾避险航道。《明史·河渠志》写道:“瑄访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也。’瑄乃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永乐)十三年五月工成。缘西湖筑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严其禁……是时淮上、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转输……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次年,又在移风闸东南增建板闸以节水流,初为木闸,以故得名。

陈瑄循沙河运河故道开凿清江浦河,开河的实际长度为20里,沿着西湖(管家湖)筑堤(淮安老城西门至板闸)以便于拉纤的长度是10里。关于清江口的位置,《明史·河渠志》言,清江口与鸭陈口相距二十里,换言之,清江口在鸭陈口的新庄闸以东20里。陈瑄所建的新庄闸,位于今马头镇以北惠济祠的北侧,密迩惠济祠。从这里向东20里,正当清江闸附近。清江闸北堍东偏,向称“老坝口”,应当就是《明史·河渠志》中的“清江口”。

明永乐十三年,清江浦河上建成的四道闸,均为单孔石闸,其中位于黄淮运河交汇处的新庄闸外,建有土坝,以防止洪水浊流倒灌清江浦运河。即〔天启〕《淮安府志》所言“凿通清河县南之淮河,设河口坝,建新庄闸,接黄河口为通道出入”。在清江浦河四道闸正式使用后,发现在移风闸上游的管家湖取水口附近,还需要添建一道闸加以节制,于是有永乐十四年(1416)板闸的修建。

淮安中洲岛上的清江浦楼(视觉中国 提供)

管家湖亦称北湖,与之相通连的古仁济桥以南的部分又称西湖,是淮安城西与西北的古老湖泊。唐代楚州人赵嘏的《忆山阳》诗中有“城碍十洲烟岛路,寺临千顷夕阳川”之句,即指此。明弘治九年(1496)成书的《漕河图志》载:“管家湖在(府)城西门外,萦回八十余里。宋嘉定九年于湖北岸开河筑堤。本朝永乐十四年平江伯陈瑄于湖内筑长堤以便牵挽,谓之‘新路’,通湖桥口三处。”〔正德〕《淮安府志》引宋〔嘉定〕《山阳志》:“管家湖,在望云门(淮安旧城西门)外……永乐初,平江伯于湖东北畔界水筑堤砌石,自西门抵板闸以便漕运,名谓‘新路’。又谓:西湖,即仁济桥之北湖也,今所称北湖、西湖、南湖者是也。”

二、全国漕运指挥中心

漕运事关“国脉”,事关国家稳定。明成祖实行南北两京制度以后,为了保证漕运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于漕运咽喉之地淮安设漕运总兵官。“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

景泰二年(1451),以漕运不继,始以副都御史王竑为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节淮安,与总兵官同理漕务,称为文、武二院。“其职有统领者,有分理者,有兼掌者,有专任者,有暂委者。下至一闸一坝,各有官守,若枝之附根,若纲之挈目,上下供职咸有法,黜陟惟允。其都御史则兼巡抚,总兵则兼镇守,参将则协同总兵官”。

每年年初,漕运都御史巡视扬州,经理瓜洲至淮安的漕船过闸事宜,总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船过百步洪、徐州洪等,理漕参政管押赴京。所谓“督催有御史、郎中,押运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造船厂),管闸有主事,驻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清河(今淮安市淮阴区)”。其后,参将、郎中、御史及催趱、主事五员奉裁,惟留漕运理刑,刑部主事一员专驻山阳。

关于明成祖朱棣将全国漕运指挥中心设在淮安的原因,《漕运通志》有一段委婉的申述:“而治必于淮者,盖淮,左江、右河,东控海道,北接兖、豫,西接两都而诸陵咸在。况淮古称难治,故曰淮夷。国初,驸马都尉黄宝尝镇守于斯……至今不改辙焉。故京操十二荣(即荣伍),军有十二万,漕有十二总,军亦有十二万。中外相援,兵食相资,祖宗之微意,岂无所谓哉?”由此透露出,淮安的重要性还在于监视与控制南京、凤阳(中都)两都,以防止拥戴建文帝的势力卷土重来,可见明成祖朱棣的用心之深!

明永乐间平江伯陈瑄主持漕政时,对漕运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了一种叫“支运”的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有转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宣德六年(1431),又采纳陈瑄的建议,实行兑运,即“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成化七年(1471),又有改兑之议。

陈瑄作为首任漕运总兵官,是有明一代漕运制度的奠基人。他主持制订的漕运管理、漕粮运输制度,在清代也有借鉴与部分沿袭。

三、全国漕船制造中心

大运河全线重新通航后,需要大量的内河漕船,于是在清江浦办起了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清江督造船厂。该厂系由陈瑄首创。永乐七年(1409),淮安、临清肇建清江、卫河二厂,“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里河浅船俱造于清江,遮洋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浅船俱造于卫河,大约造于清江者视卫河多十之七”。宣德年间,“议造江西、湖广、浙江、江南直隶各总浅船俱归原卫,惟南京、镇江、江北直隶诸卫隶于清江”。到嘉靖三年(1524),工部题准,卫河总运船俱归清江厂团造。

对于明代清江船厂的设置,《漕船志》作了阐述和分析:“芜湖、仪真,群商四会,百木交集,船厂不设于二处而设于清江,何也?缘永乐初江南粮饷民送于淮,官军运船俱于淮安常盈仓转输,此厂之所由建也。况长淮分天下之中,北达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船厂之建,非但便于转输,实我国家一统之訏谟、万世之长计也。”

清江督造船厂位于山阳、清河二县之间,陈瑄在清江浦河沿岸“查闲旷之地建盖厂房,令各卫所官旗鳞次而居,以为造船之所。其地南枕运河,淮水萦回,钵池环拱,肆烟津树,映带帆樯,亦淮南之形胜也”。清江船厂下设京卫、卫河、中都、直隶四个大厂。船厂总长23里,大约在今淮安板闸以西到韩城以东的运河一线。造船总厂约在今清江闸南侧。总厂之东是京卫厂和卫河厂,西面是直隶厂和中都厂。其下按卫所建制设有分船厂。其中京卫厂有34厂,涉及南京亲军卫、南京五军都督府所辖大部分卫所;中都厂有12厂,涉及中都留守司及所提辖卫所;直隶厂有18厂,基本以南直隶相关卫所设置;卫河厂有18厂,涉及南直隶卫所的有通州左卫、通州右卫、淮安卫、大河卫,而直隶厂、卫河厂下辖都有大河厂、淮安厂,总计有82个分船厂。另外,清江督造船厂还辖有京卫厂、直隶厂、中都厂3处草场,“逐年差拨官军依时打草,苫盖修补”厂房。

永乐十三年(1415)设置督理清江船厂官员时,设置了工部厂、工部分司。嘉靖六年(1527)后卫河提举司并入清江提举司,均隶属于漕运衙门。天顺以后,始定天下船数为11775艘,其中每年在清江浦打造的内河漕船和遮洋海船有600余艘,天下漕船的一半以上出自清江浦,淮安因此成为全国的漕船制造中心。

漕运总督署遗址(淮安市清晏园 提供)

四、全国漕粮转输和淮北食盐集散中心

陈瑄在建立清江督造船厂的同时,又在清江闸与福兴闸中间的清江浦运河南岸(今淮安市清江浦区城南体育场至桂花庵附近),设立了规模宏大的江南漕粮中转仓—淮安常盈仓。

明王臣《重修常盈仓记》载:“淮之清江浦有常盈仓,肇于恭襄陈侯,盖仿唐刘晏置仓江淮之遗意也。”常盈仓可一次性容纳150万石漕粮,仓房四周筑有护仓之城。胡瓘《常盈仓周垣记》载:“仓俯临大淮,厫凡八十有一,联基广凡二百七十八步有奇,袤凡四百九十八步有奇,周凡一千五百五十四步有奇。……周垣则屹如城墉,色且积铁然,盖水次诸仓所未有者。”

常盈仓自从明永乐(1403—1424)中创建后,历经弘治年间(1488—1505)大规模重修,隆庆六年(1572)都御史王宗沐再次重建,清代屡次的重修、重建,成为大运河沿线四大中转仓之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直至清代晚期还在使用的漕粮中转仓,被誉为“天下粮仓”。

明清时期,盐税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位置。明洪武初年,两淮都转盐运使司创设泰州、通州、淮安3个分司,分司的长官为判官(即运判),从六品。淮安分司的驻地初在安东县城(今涟水县)东城坊,后移至山阳县河北镇(今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淮安分司在其大部分时间里下辖10座盐场,其中淮南盐场5座,为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庙湾;淮北盐场5座,为莞渎、板浦、临洪、徐渎浦、兴庄团。管理范围绵延约300公里,所辖盐场海岸线占两淮盐场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以都察院御史巡视盐政。淮安分司“察院去(安东)县治东百步许,即旧万户府基,洪武三年知县束贽创建”。其下属机构巡检司辖有缉私官兵。有安东坝巡检司署、长乐巡检司署等。嘉靖二十四年(1545)后,另辖有临洪、东海、惠泽、庙湾、长乐五巡检司。

明清时期,两淮盐运使司下设二批验盐引所,“一在仪真县东南二里许,……一在安东县南六十里支家河头。淮北诸场盐必榷于此,始货之庐、凤、河南。旧所基在淮南岸,当河冲流,弘治间再圮于水,费帑藏七千金筑之。正德辛未复圮焉,御史绎乃从商议,请移于北岸。嘉靖戊戌运使漳增建监掣亭于厅南,为楹凡50焉”。〔光绪〕《安东县志》载:“支家河,旧志,去治西15里,南通山阳县新沟,达山阳河北关厢,北接成子河及中涟河。”支家河头即在山阳县河北镇,淮安分司还在此处建有行署。因淮北盐在河北镇堆积,盐商须就近居住,于是有淮安河下古镇的兴起。

五、 淮安榷关所在地

淮安板闸为陈瑄所建的清江浦河五闸之一。这里“面湖背海,左江右河,镇居其中,为南北舟车之要道,故于此设关焉”。每年数以万艘计的漕船超额夹带要收税,大宗的淮北盐过关要收税,南货北上、北货南下要收税,皖豫出产品东下分流,也要经此纳税,时有南河、北河、西河之说。此外,当时淮安城市繁荣,人口众多,“淮郡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商品消费量巨大,商品落地税也非常可观。

起初淮安榷关只有商税,没有“船钞”。永乐十四年(1416),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板闸。又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以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工部抽分和户部储粮的税卡均设在清江浦。

延至宣德四年(1429),因“钞法”难以实施,年年不能完成预定的征收计划,实行改革。淮关“船钞量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凡本色钞三百万余贯、钱六百余万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此淮榷改钞为银之始末也”。

榷关官员,初差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正统六年(1441)罢监收钱钞官。景泰六年(1455)撤回户部主事,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有时又令巡按御史兼管。弘治六年(1493)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位官员监收,每年更换一次,以免积久弊生。“淮关自此始有定员可考也”。

清顺治年间,淮关监督满人、汉人各一员,接着又特命内府人员出任,不由户部推派。“自顺治六年起,监督之外,必遣笔帖式一员,以为之佐,其权亚于榷使。至康熙间,其制犹存”。雍正三年(1725),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增设巡检一员,以加强护税。船至关前,必须先完税,经检验后,方能开闸放行。

清顺治三年(1646),正额税约2.3万两,而将明天启以后递加饷银减半征收,为2.7万余两,两项合计为5万余两。顺治八年(1651)又增加到5.8万余两,康熙二十五年(1686)“因办铜(造铜钱)不敷,加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岁额遂为六万九千六十九两。”后又陆续增加到“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有奇”。

淮关管辖范围大、卡口多,除了直辖18口岸,加上常盈仓、抽分厂,还统辖宿迁关(含上关、东关、西关、徐关)、海关(驻阜宁县城,辖朦胧、新沟、佃湖、石跶4口并盐城至山东日照5州县)。清乾隆初年,“通计五关正额银二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三两有奇”。延至道光十一年(1821),“淮、宿、海三关统应征正额及盈余银三十六万四千三百六十三两有奇”。

六、黄淮运河道治理的行政中心

明中叶黄河全流夺淮以后,黄河河患由徐、沛逐步下移到淮安。清口一带淤积严重,不仅阻遏徐州至淮安之间的“河漕”,而且频繁影响淮扬运河。治黄、治淮、治运显得异常艰难复杂,清口成为治理黄淮运河的焦点。

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第三次主持治河,在前两次治河实践和吸取前人治河经验、主张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的治理方略,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清口水利枢纽建设。

“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是潘季驯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基本思想。他认为“束水之法亦无奇谋密计,惟在坚筑堤防”。为此,他主持在淮安至徐州间筑起系统的堤防,把黄河固定在今废黄河一线,并保证其主流在淮安清口一带与淮河、运河相交汇。先后筑徐州、睢宁、邳州、宿迁、桃源、清河等州县境内黄河两岸遥堤5.6万丈;筑徐州、邳州、丰县、砀山两岸缕堤140余里,以束窄河堤,利于“攻沙”。在丰县、砀山县界筑邵家口大坝;在桃源县境内黄河北堤上,建起崔镇、徐升、季泰、三义4座减水石坝,严防其从南堤决口直入洪泽湖,淤垫湖底,冲决高家堰。

潘季驯厉行“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的综合治理方略以后,以淮安清口为焦点、核心与辐射原点的特大型水利枢纽形成,从而确立了淮安黄淮运河道治理地理中心的地位。

明末清初,水利失修,黄河泛滥,淮、运俱病,水灾严重。尤其康熙十五年(1676),黄、淮并涨,奔腾四溃,砀山以东黄河两岸决口21处,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冲决里运河堤,浸淹淮、扬二府七个州县。黄河河道在淮安清口以下至入海口严重淤积,行水受阻。清江浦河闸启闭失控,河口的天妃闸上下水落差高达六七尺,漕运之艰阻如行蜀道。康熙十六年(1677),调时任安徽巡抚的靳辅为河道总督,由此开始对黄、淮、运进行大规模治理。

靳辅继承并发展了潘季驯的治河方略,仍以淮安清口为关键,大力实施“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之策。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继承并创造性实施了以下几方面的工程:

在“束水攻沙保堤”方面,挑浚清口至云梯关淤浅的黄河河道,创造性地修筑云梯关外束水堤1.8万余丈,并在清江浦以下的正河两旁各开一条引河,以所挑之土筑正河河堤,保证黄河堤防安全;又创建王家营、张家庄、砀山毛城铺等多座减水坝,部分减下之水在沿途洼地澄清后,再通过归仁堤3闸注入洪泽湖,以增加刷黄的清水,进一步拓展了“减黄助清”的范围;筑徐州长樊大坝外月堤1689丈,在河南省境内筑兰阳、中牟、仪封、商丘月堤及虞城周家堤,保证河防的安全、河漕的畅通。

在“蓄清刷黄保运”方面,重点加筑高家堰土、石工堤,并创造坦坡,组织挑挖洪泽湖口烂泥浅等引河5条,建设高家堰减水坝,增建高邮里运河东堤滚水坝(后逐步调整为“归海五坝”)。又改变运口,迂曲河身,防黄倒灌。

为了彻底摆脱黄河对漕运的掣肘,靳辅弘扬并扩大了前人的避黄成果,兴挑中运河,从而结束元、明以来清口以北利用黄河通漕的局面。同时,又将中运河与盐河(即下中河)相衔接,分泄汛期洪水。

康熙三十一年(1692),靳辅卒于任上。“竟辅之身,两河无水患者十年”。在他之后一些重要的治河人物,如张鹏翮、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等,都沿用他的主张。然而时过境迁,最终没有能够阻挡黄河下游河床淤垫、清口抬高的自然趋势,“蓄清刷黄济运”越来越艰难。

明朝中后期,常以都察院副都御史、佥都御史之类的头衔,履行总理河道或总理河漕之职,治理黄、淮、运河。明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就是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驻节淮安,主持黄淮运河综合治理与清口水利枢纽建设,初步确立了淮安作为黄淮运河道治理中心的地位。

清代,实行漕、河分治,漕运总督仍驻节淮安,河道总督驻山东济宁。河督驻地在济宁,而河道治理中心却在800里之外的淮安清口,往返极为不便。清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为了便于就近指挥,选择明代设于清江浦的户部分司署作为“总河行馆”。靳辅以后,历任河道总督无一例外地驻节于清江浦,统管整个黄、淮、运河的治理,并多以副总河驻节济宁。河道总督辖有河标营兵弁不下10万人,故又称“河帅”。

雍正二年(1724),把河道总督的执掌一分为三:分设驻节天津的北河总督、驻节济宁的东河总督、驻节清江浦的南河总督,负责各自分管河段的治理。

南河总督全称为江南河道总督,负责江苏省境内运河(长江以北)、黄河以及淮河中下游地区的河道综合治理,保漕通运是第一要务,黄、淮、运河交汇区域与清口水利枢纽全部位于其辖区内,是耗费国帑的“水大头”。南河总督署仍设于清江浦原河道总督署内,其下设24厅、汛。咸丰十年(1860),南河总督裁撤,其执掌归并漕运总督。清江浦,作了183年的黄、淮、运河道治理的行政中心。

(作者简介:荀德麟,淮安市大运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理事,淮安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