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古称彭城,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和发迹之地。两汉时期,徐州地区被汉王朝高度重视,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迄今,西汉楚国和东汉彭城国的都城均已得到考古证实,发掘汉墓的数量约2000座,其中诸侯王和王后墓22座,画像石墓70余座,出土的汉俑、汉印、汉玉、汉画像石等在全国极具影响,徐州已成为展示和研究两汉文化的重镇。其中,构造各异的汉墓、惟妙惟肖的汉兵马俑和栩栩如生的汉画像石,三者紧密相连,使徐州的汉文化内涵更加集中和丰富。

一、徐州汉墓

西汉时期,以彭城为都,先后历13位楚王、5位彭城王。以楚王、彭城王为首的贵族上层多葬在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体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被发现并保护的有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楚王墓、土山彭城王墓等9处19座汉代楚王、彭城王(王后)的陵墓,时代从汉初一直延续到汉末,无论数量还是保存完好度均居于国内前列。

汉代人崇尚厚葬,王侯贵族穷奢极欲,事死如生,楚王更是在生前即以举国之力为自己建造陵墓,随葬有大量珍宝财物。徐州发掘的大型王陵均为横穴墓葬。西汉楚王陵依山为陵、凿石为室,宏伟壮丽;东汉彭城王墓刻石为室、雕石为梁,精致典雅,体现了汉代建筑艺术的高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狮子山楚王陵、北洞山汉墓和龟山汉墓,分别以“雄”“精”“奇”的特征各领风骚。

(一)狮子山楚王陵

位于徐州市区三环东路狮子山南坡,为西汉初年楚王墓,是徐州地区发掘规模最大、文物遗存最多、历史价值最高的一座西汉墓葬。其恢宏的气势、奇特的建筑结构,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狮子山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葬,墓室嵌入山腹内深达117米,最宽处13.2米,最深处达16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墓中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00余件(套),有金、银、铜、铁、玉、石、陶等质地,其中不乏艺术珍品,如雕龙玉璜、弦纹玉环、雕花玉厄、螭虎纹玉饰、镶玉漆棺、铜扁壶等,均是国内考古的首次发现。其中,金缕玉衣是目前国内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精美的帝王级寿衣,现经修复被国家博物馆珍藏。镶玉漆棺长280厘米,宽110厘米,高108厘米,修复完整后的棺椁玉片总数达2095片,多为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的碧玉。另有玉卮、玉龙等。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精美玉器,构成了现在徐州博物馆“天宫汉玉”展厅的主旋律。

(二)北洞山汉墓

因坐落于徐州市区北郊茅村镇洞山村而名,是一座2000年前的复式地宫,今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徐州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对该墓进行了发掘,确定此处是一座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汉代楚王墓。墓葬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石成穴,总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由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两部分组成。其中,王后墓位于独立的山头,属同茔异穴合葬,为西汉早期诸侯王墓的埋葬特点。墓室由墓道、主体墓室和附属墓室三部分组成,结构极其复杂,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主体墓室,有耳室、侧间、主室共8间;下层为附属墓室,位于主体建筑的左前方,有四进院落。在墓道北端有通道,该部分地平比主体部分低约3米,有阶梯相通,由11室13间构成,其功能分别为乐舞厅、库房、仓房、厨房、柴房、厕所等。整个洞室既有墓主人生活起居的主室,又有武库、乐舞厅、厨房、厕所等配套设施,功能非常齐全,完全就是一处搬到地下的宫殿建筑。

徐州北洞山汉墓彩塑陶俑(祝静 提供)

北洞山汉墓在历史上屡次被盗,虽然墓中未见金缕玉衣,但仍出土文物500余件(套),数量最多的是钱币,共400余斤5万余枚,大多为“半两”钱,包括秦半两、吕后八株半两、文帝四株半两等,这一方面说明其年代是在西汉前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诸侯王在其封国内可以大量铸钱。此外还出土有铜印,如“楚宫司丞”“虹之左尉”等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理墓道时,于两壁新发现7个小壁龛,出土224件保存完整的彩绘仪卫俑,个个神采奕奕,形象生动,这也是清理此墓的一大收获。

(三)龟山汉墓

在已知的十几座楚王墓中,位于徐州市鼓楼区龟山西麓的楚襄王刘注墓,又以其规模之巨大、建筑之精美、色彩之神秘而独占鳌头,享有“东方金字塔”之美誉。

龟山汉墓出土的第六代楚王刘注的印章(祝静 提供)

龟山汉墓是第六代楚王刘注和夫人的夫妻合葬墓。墓内出土的一枚刘注龟纽银印,为断定墓主身份提供了准确依据,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确定墓主身份的徐州楚王墓。墓葬东西长83.5米,南北最宽处达33米,有15个墓室,总面积达700余平方米,工程浩大,几乎将整个山体掏空。墓葬整体设计巧妙:共有15间大小配套、主次分明的墓室,卧室、客厅、马厩、厨房一应俱全,设有完整而科学的排水系统,宛如一座精美的地下宫殿。其施工极为精细:墓内两条平行的甬道高1.78米,宽1.06米,长56米,沿中线开凿,最大偏差仅5毫米,精度达1/10000;两条甬道之间相距19米,夹角为20秒,误差为1/16000,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古代墓葬中开凿精度最高的甬道,因此被誉为“千古奇观,中华一绝”。在发掘时,南甬道被26块塞石分上下两层密密地塞住,使用这些塞石是为了不让盗墓者进入地宫。每块塞石都打凿得十分精细,接缝严密,这些塞石每块重6吨—7吨之间,而且不是附近的山体石质,古人究竟是怎样将这些条石运来并塞进甬道的,还是一个未解之谜。龟山汉墓开凿于西汉最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崖洞几乎掏空了整个山体,但令人遗憾的是,大费周章的营建并没有躲过盗墓者,千年汉墓最后只剩下了一座山。

二、徐州汉兵马俑

说起兵马俑,很多人想到的自然是秦始皇兵马俑。而号称西汉楚王地下军团的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则因鲜为人知、少有人传,别具一层神秘色彩。

作为狮子山楚王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容壮观的汉代兵马俑军阵最受世人瞩目,数量多达4000余件,是我国继秦始皇兵马俑和杨家湾兵马俑后又一陪葬的军队俑。兵马俑坑在狮子山西麓,共发现有步兵俑坑四条,骑兵俑、车马坑各一条。一、二号俑坑中以军队集结方式,排列两个方队的步兵,形成两个大型军阵。这支地下劲旅,承担着为楚王在地下世界里守备警卫的使命。一号坑东部方阵前面是一乘四马的战车,车上站立着博袖长袍的军官俑。还有头戴风盔,身着厚甲的重装士兵,以及双手执戈的跪坐俑和站立俑,脑后挽双鬟髻、披甲执锐的武士俑等。兵俑高度不一,较秦陵兵俑稍小,但其阵容肃整,形象威武刚毅。另外,与秦俑相比,狮子山兵俑的战车数量较少,多为步兵和骑兵,这也反映出西汉军制的新变化。

狮子山兵马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杂,显示出丰富内容。按陶俑的衣冠服饰,可分为博袖长袍的官员俑,冠帻握兵器的卫士俑,执长器械的发辫俑,足蹬战靴、抱弩负弓的甲士俑以及仪卫俑、发髻俑等十余种。其中跪坐俑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头戴兜鍪,着重甲,背箭囊的甲士;一类是头戴军帽,身穿长袍,坐姿平视,左手握缰、右手扬策的御手俑。徐州汉兵马俑是汉代王国军事文化和葬俗文化的产物,折射了西汉楚国劲悍军队的风采,反映了汉代劳动人民的制作工艺。

三、徐州汉画像石

汉代的徐州经济繁荣,达官显贵在汉墓中留下了丰富的汉画像石,使徐州成为中国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地之一。徐州汉画像石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在雕刻风格上博取众家之长,在内容上包罗神话、历史、现实、祥瑞等丰富题材,这些内容往往交织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彩、丰富多姿的图像汉代史。

(一)大象其生—现实生活的缩影

现实生活中的图景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同时也成为艺术家描摹的对象。徐州汉画像石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汉代人的生产生活以及歌舞娱乐等多方面的真实情景。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图、纺织图表现了汉代“男耕女织”的生产模态。

“牛耕图”一直被看作是研究汉代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图像资料。睢宁双沟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牛耕图,画面中二牛抬杠耕地,一农夫扶犁驱牛,后面是儿童提篮随墒播种。远处的田间,一人举锄除草,一牛自由漫步。徐州汉画像石研究会所藏的另一幅牛耕图,画面中二牛抬杠,一人牵牛,一人扶犁,一人耙地。汉代文献对牛耕技术的记载很少,《汉书·食货志》记载牛耕“用耦犁,二牛三人”。而“二牛三人”如何耕作则有不同的解释。徐州发现的两幅牛耕图,为研究汉代的牛耕制度、挽犁方法以及犁架样式,提供了形象的图像资料。

“纺织图”是研究汉代纺织技术的珍贵图像史料。目前,徐州发现了10块纺织图画像石,是国内出土纺织图最多的地区。徐州洪楼纺织图刻画的是官宦人家的纺织情景,表现了织女调丝、络纬、织布的全部过程;贾汪青山泉纺织图刻画的是普通人家的纺织情景,织女正转身接抱送过来的婴儿,足见汉代纺织工作之繁忙。邳州白山固子一号墓出土的纺织图上有整经图,一人正在经梳前进行整理,后面悬挂着一排篗子。徐州画像石中展现出的织布机是一种足蹑式的“踏板织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布机。纺织图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补充了史书对汉代织机的样式以及纺织操作记载的不足。

狩猎原本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经济模式,汉代已演变为贵族的游乐活动。邳州燕子埠彭城相缪宇墓的狩猎图,画面表现了东汉时期彭城相缪宇狩猎时的盛大场面。画家以写实的笔法展示了30余位人物的不同姿态,动物中的猎犬、苍鹰、麋鹿、野兔、老虎、大雁、山鸡等也刻画得栩栩如生。

徐州历来有尚武精神,在画像石中有集中体现。徐州汉画像石中“比武图”有10余幅,表现的内容有长戟对短刀、长矛对长戟、空手取白刃等几种武术表演形式,同时表现了刀、枪、剑、戟、戈、矛、盾几种兵器的使用情况。铜山洪楼祠堂画像石中的“力士图”,是表现汉代竞技体育的代表作,画面呈现有搏虎、拔树、背牛、扛鼎等表演,同时还刻有美酒、羔羊为获胜者的奖品。从这些比武图可以看出,汉代武艺技巧已相当成熟,逐步从技术发展为艺术,从技击实用走向娱乐性表演。

徐州汉画像石中还有反映汉代刑法制度方面的内容。贾汪出土的画像石“缉盗荣归图”,描绘了缉盗捕亡、凯旋归来的全过程。该图为墓室的三壁,画面连接一起,表现了一段完整的故事。构图以两棵大树为标志,将内容分为抓捕审讯、押解囚犯和迎接庆贺三个部分。这幅长达8米的画卷不仅描绘了押囚凯旋的盛大场景,还表现出汉代的刑具、捕车、旌旗、亭驿的具体样式。

(二)见贤思齐—丰富的历史故事

徐州汉画像石中刻有许多历史故事,所见的内容有孔子见老子、孔子问项陀、孔门弟子、周公辅成王、二桃杀三士、大禹治水、泗水取鼎、羊公义浆、董永力田等。这些画面通常认为是据经史典籍而作,以图说史,阐述封建伦理大义,图谶天授神权之理,成为儒家思想“成人伦,助教化”的图画教材。

汉代推崇儒术,在历史故事题材中,出现最多的内容就是孔子的故事。青山泉白集祠堂画像中有“孔子见老子”画面:老子手拄曲杖,腰背微躬,一派长者的样子,后面有三位弟子相随,中间的项陀手推鸠车。画面中可以看出孔子拜师不分长幼,表现了孔子谦虚好学的精神品质。

“周公辅成王图”是一幅有政治意义的历史名画。徐州汉画像石中有7幅周公辅成王的画像。1998年邳州庞口村出土的“周公辅成王图”,成王在前,周公在后,并刻有榜题,成王前面是五位俯身叩拜的拜见者。徐州汉画像石馆藏的一幅“周公辅成王图”,榜题文字有“周公”“中侍郎”“谒者”,中侍郎手持曲柄方形华盖,华盖下的幼童为成王,成王的前面是前来参拜的谒者。“周公辅成王图”宣扬的是儒家“君臣父子”的封建道德伦理关系。

“二桃杀三士”是著名的历史典故。徐州汉画像石中有3幅“二桃杀三士”的画像,均刻于祠堂之内。邳州占城祠堂后壁画像石所刻的二桃杀三士,画面左侧为晏子及持旄节的宫廷侍者,画面右侧为齐国的三位勇士,其中一位伸手向高足盘内取桃,另外两位勇士显示忿忿不平的样子。

徐州市贾汪区汴塘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上格刻水榭、游鱼、胡人射鹿等,下格刻历史故事“泗水捞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大禹治水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详细记载,最感人的当为“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大禹治水图”,画面全长3米,刻画历史人物10位,左面刻画帝尧坐在大树下,帝舜躬身拜见,表现的是尧舜禅让的故事。其后是大禹,头戴斗笠,卷袖而立,手持耒耜,形象如《韩非子·五蠹》所云,“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大禹的右方是家人送别的场面,大禹的母亲手拎包袱掩面而泣,其后是大禹的妻子怀抱婴儿,最后面的一位老者手持耒耜,此人应是大禹的父亲鲧。汉画像石中表现大禹的画面多是刻画大禹一人形象,但徐州汉画像石“大禹治水图”人物众多,场景宏大,叙事内容更加完整。

(三)远古神话—精神世界的寄托

神话传说主题故事是汉画像石内容中最为神秘的部分。这类故事的内容很多,概括起来有天界诸神,如日神、月神、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山神、河伯等;有仙界诸神,如东王公、西王母。此外,还有称作人神的伏羲、女娲。汉画像石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创造出当时人们幻念中的鬼神世界。

睢宁县双沟散存征集的“伏羲女娲”画像石拓片(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徐州汉画像石中展现的昆仑世界非常精彩。西王母是昆仑山的主神,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黎民百姓,无不信仰西王母。徐州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有20余幅,从早期的情节型的构图到晚期的偶像式构图,形成了西王母形象的完整发展序列。如沛县栖山王莽时期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西王母头戴胜饰,凭几而坐于仙阁中,楼下有三青鸟衔食,楼之左侧有楼梯,楼之右侧是二位神人捣药,随后是人首蛇身、马首人身、鸟头人身、人头人身的四位神人朝向西王母的瑶池金阁迈进。处于意向中的神灵被创造为可视觉感知的艺术形象。

伏羲、女娲故事来自远古神话。二人原本是古代帝王或氏族领袖,传说伏羲始作八卦,女娲炼石补天,二人各有自己的发明和功绩,后来人们把他们两人撮合在一起,成为创世纪神话中人类的始祖神。徐州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图有20多幅,其中以睢宁双沟地区出土的图像最为典型。伏羲在左,头戴小冠,女娲在右,头插发笄,图下方有两个人首蛇身小人。汉墓是古人对现实空间的模拟,为了能够在阴间继续繁衍后代,因此在画像石中多雕刻伏羲、女娲画像。

(四)龙凤呈祥—祥瑞的世界

东汉是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感召下,祥瑞思想特别流行。所谓“天人感应”就是说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古人认为,帝王修德,时世清平,天降祥瑞以应之。东汉时期,祥瑞图大量出现,成为汉画像石的主要题材之一。

徐州汉画像石中常见的祥瑞图中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麒麟、九尾狐等祥禽瑞兽,有比翼鸟、连理木、芝草嘉禾、萐莆瑞云、丹雀衔禾、神鼎自炊等祥瑞图案。这些吉祥图案当来自已经失传的典籍《瑞应图》。这些祥瑞图案有的独立成像,更多的是穿插在其他内容中。除此之外,还有鸡、羊、鱼、猴等动物组成的谐音吉祥图案。汉代常以羊为祥、以鹿为禄、以雀为爵、以桂为贵等。徐州汉画像石中的谐音吉祥图有“吉(鸡)祥(羊)图”“吉祥有余(鱼)”“钱财有余(鱼)”“射雀(爵)射猴(侯)”等。汉族文化中的谐音吉祥图有悠久的历史,这种图像模式是以谐音字为底本,把美好的故事和喜庆的征兆绘成图像,用来表达吉祥的观念,这在徐州汉画像石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徐州汉画像石无论从题材内容上来说,还是从其艺术特征上来讲,都反映出当时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汉代石刻画像“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徐州汉画像石以其千姿百态、雄浑夸张和充满幻想的艺术风貌,向世人展示了汉代的强盛国力和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

(作者简介:祝静,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