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的下断石村竖立了一块仿刻的《天发神谶碑》,这是目前南京市境内第三块天发神谶仿刻碑。另外两块,一块嵌在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即南京“总统府”)煦园内夕佳楼龙墙之上;一块立于夫子庙景区卫山敬一亭前。在这三地出现仿刻碑并非偶然:下断石村附近的断石岗是它的诞生地,夫子庙景区大成殿后面是它的毁灭地,清代两江总督端方曾复刻其碑并将其立于煦园内。《天发神谶碑》如此受人重视,是因为该碑为“东吴四大名碑”之一。东吴四大名碑指《天发神谶碑》《国山碑》《谷朗碑》《葛祚碑》。其中立于宜兴善卷洞景区内的《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是一对十足的孪生兄弟碑,均为三国时期孙吴末帝孙皓所立。

一、“矫诬天命”立两碑

孙皓(242-284),字元宗,是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的孙子,他是被孙权废去皇太子之位的第三子孙和的长子,东吴的第四代君主。他暴虐治国,荒淫无道,丧尽民心。时国力日衰,他却热衷于谶纬之说,想借此稳固自己的帝位和东吴政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官吏投其所好,尽管面临强晋虎视,危在旦夕的东吴却是符瑞迭现。据《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等书记载,东吴凤凰四年(275),吴郡(治所在今苏州)从地下掘得长1尺的银块,上面刻有年月字样,于是孙皓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册。后吴郡又上报说临平湖(遗址在今杭州)自汉末草秽壅塞,现在忽然开通了,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静”,此现象是“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之祥”。又在湖边发现一石函,函中小石刻有“上作皇帝”字样,孙皓于是又改年号为天玺。天玺元年(276)秋天,鄱阳郡上奏说历阳(今安徽和县)临水石山纹理形成“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20个字。孙皓遂“立石刻于岩山(今南京韩府山、将军山),纪吴功德”(即《天发神谶碑》)。同时,吴兴郡阳羡县(今宜兴)离墨山发现长10余丈的“石室”,当地官员称为“大瑞”之象。孙皓于是派遣大司空董朝到阳羡县进行封禅,改离墨山为国山,立《国山碑》述说种种吉兆,歌颂神灵恩德和吴的功德,并改次年年号为天纪。耐人寻味的是,仅仅过了4年,西晋就兵临石头城下,东吴亡国。宋代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评说道:“假托神怪以矫诬天命,其不终宜矣!”意思就是其活该亡国。

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煦园内仿刻的《天发神谶碑》 (王聿诚 摄)

二、《天发神谶碑》数度迁徙终焚毁

《天发神谶碑》又名《吴天玺纪功刻石》《吴孙皓纪功碑》,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记载“大碣石,长二丈,折为三段,纪吴功德”,故亦称三段(断)石碑。碑文相传为东吴东观令华覈作,皇象书写。其未焚毁前,文字虽然已漫漶严重,但可看出碑文字总计有21行,可辨识出完整字体212个,半字12个。据残存碑文显示,孙皓多次派遣官员前去历阳“行视”“观视”“深甄”,目的是尽数辨识历阳天谶中的文字。最终得出“永归大吴,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朗”的结论。

三段石碑历史上数度迁徙。目前可知最早是在北宋年间迁徙到了长干里。北宋元祐六年(1091),江南东路转运副使胡宗师发现天禧寺(大报恩寺前身)门外有三块碑石半埋于土中,怀疑是断石岗之碑碣,仔细一看,果然不错。“字虽损缺而尤有完者”,他担心寺僧不善护持,岁久泯灭,遂将其运到转运司后圃之筹思亭(在今南京内桥东南)安置。其事经过,胡宗师在刻跋中有详细记述,文字完整保留下来。

国山碑 (宜兴市善卷洞风景区 提供)

南宋绍兴年间,转运司衙改为建康府治,建了紬书阁,三段石碑被移置于阁前。淳祐年间,宋理宗为表彰知府吴渊,于府治赐建锦绣堂,三段石碑又被迁置于锦绣堂前。元灭南宋后,锦绣堂成了江南诸道行台公署,此石倾倒于地,有一段坏缺。至治年间,台掾杨益在台廨草丛中发现了它,遂募民夫抬至庙学(今夫子庙)棂星门内。明朝嘉靖年间,又被迁移至明德堂后的尊经阁下。

三段石碑皆有刻跋,是其珍奇之处。原石上段有元祐六年(1091)胡宗师跋、崇宁元年(1102)转运判官石豫安刻跋、明嘉靖年间督学御史耿定向刻跋。第二段处刻有“襄阳米芾”四字。清中叶翁方纲又在石下段刻“北平翁方纲来观”七字。而上段仅胡宗师的刻跋就有一百多字,可谓繁密。石豫安刻跋计46字,主要表达的是对碑文难读的叹惋之情:“余奉使计台,侍亲游此,得天玺断碑,视之,笔力高古而文辞残缺,不可读,悲夫!”耿定向的刻跋表达的则是对胡宗师、石豫安等古人珍视残碑之心的敬重与追思之情,发人深省:“人见上古残碑,只字辄珍重,以为希有。古人之心,千载如见,独不当一仰思耶?”

不幸的是,清嘉庆十年(1805),校官毛藻在印刷南宋王应麟著《玉海》时,不慎引起尊经阁火灾,此石尽毁。幸运的是有拓本传世。

三、《国山碑》石亭覆之庇风雨

《国山碑》位于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洞西南国山顶上,碑高2.35米,四周环刻文字,共43行,每行25字。书写者是东吴书法家苏建。

国山,本名离里山。相传钟离墨得仙于此山,故名离墨山。山有九峰相连,亦名九峰山。因山峰形如覆斗,又名九斗山。民间相传吕洞宾母亲亡故后,葬在离墨山上,故此山也称“吕母山”。因东吴大司空董朝奉孙皓之命封禅此山,故又名董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天玺初有石裂十余丈成室”,孙皓遂将此山“封禅为中岳,改名国山”。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亦载:“吴五凤二年,其山有大石自立,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围三寸。”南朝陈时陈暄的《国山记》中,还载有国山碑下埋有金银函、玉璧、银龙、铜马之属,“孙皓疑有王气,故以此物镇山”的传说。

“校官晚出天谶毁,惟有兹碑屹然在”,诗句出自清代诗人孙星衍《题国山碑亭图赵大令(曾)摄荆溪因为国山碑作亭拓本见寄索句》一诗,前一句说的是《天发神谶碑》悲惨结局,后一句说的是《国山碑》的幸运。相对于《天发神谶碑》,《国山碑》一生比较安然,清代已经覆亭保护。孙星衍诗云:“唐侯(仲冕)风雅赵侯替,覆石作亭仍作记。”说的就是清代中期,两任荆溪(今宜兴)县令唐仲冕、赵曾先后建造国山碑护碑石亭。

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居士,湖南省善化县人,官至陕西布政使。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进士,授官荆溪县令。他一上任就来到国山访碑,摩挲石碑,决定结亭覆之。他在《建国山碑亭》诗中交代了建亭的缘由,一是因为宋人周必大在《泛舟游山录》中说其碑“碑字三面可辨,惟东向剥裂模糊,盖无屋以庇之也”,深感痛惜,为弥补这一缺憾,他遂“琢石为亭护离墨”,而更重要的是“为珍字法永流传”。赵曾,字庆孙,号北岚,山东登州莱阳县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嘉庆年间,他在荆溪县令繁忙的公务中,拨冗来到国山,“访吴孙皓封禅书,手拓其文,又修石亭覆之以庇风雨”。他将所拓碑文寄给孙星衍求题,孙星衍遂在《国山碑亭图》上题诗回赠。赵曾离任后,唐仲冕重游国山,距他首游已经20年了。他见到赵曾复建的石亭,又写下《赵北岚明府复建国山石亭二首》。这段往事,成为国山史上的一段佳话。

民国时期,致力于开拓宜兴旅游事业的储南强先生将石亭扩建为六角石亭。1990年,有关部门新建四方圆顶护碑亭,并辟国山碑院对其加以保护。

四、两碑史证意义与书法价值

两碑虽然分处南京、宜兴两地,但内容、缘起高度关联,实出一辙,遥相呼应。封禅国山活动及其碑刻的树立更是宜兴与南京两地一次著名的历史互动,意义重大。虽然两碑碑文多为谶纬之言,荒唐无稽,但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史证意义和书法学术价值。如《天发神谶碑》残存碑文显示,历阳神谶最早出现的时间,不是《三国志》记载的“秋八月”,而是“七月”。神谶的字数显然也不是《三国志》《资治通鉴》所载的“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20字,而是57字。去历阳“行视”“观视”的众多官员职务、姓名被一一列出。《国山碑》因为基本没有损坏,绝大多数字迹历历可辨,因而信息量很大,封禅的缘起,除了所提及的临平湖开通、历阳石印封启、离墨山出现石室等古代主要文献记载的事由,还不厌其烦、洋洋洒洒地列举了上述古文献未记载的“千二百祥”事物,以此来标榜孙皓是真命天子。碑文显示,“天玺”年号的最直接来历,就是所谓上天给予的刻有“吴真皇帝”字样的玉玺。

两碑皆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两碑“笔力伟健冠古今”。《天发神谶碑》的奇特之处在于书法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雄伟劲健,锋棱有威,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结体上紧下松,字形修长,形象奇伟,因此受到历代书法名家的青睐,清代更是得到了热捧。清人张廷济评价:“雄奇变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称其“于《石鼓文》和秦篆之外,独树一帜”。与方折突出的《天发神谶碑》不同,《国山碑》书法淳古隽逸,用笔方圆结合,绰有周秦篆书遗意。两碑书法影响深远,“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就称自己的书法深受两碑的影响。齐白石也自言书法“学《天发神谶碑》的苍劲”,篆刻“见《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

五、碑形体现“古人遗制”

《国山碑》碑体呈椭圆形,上端微锐,俗称“囤碑”。囤是用竹篾、荆条等编织成的贮粮器物。“囤碑”之名,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已见载录:“土人目曰《囤碑》,以其石圆八出,如米廪云。”故唐仲冕有“善卷洞侧摩米囤”诗句。〔乾隆〕《江南通志》则称“碑形如鼓”。其碑形也极具考古参照价值。《天发神谶碑》由于碑体早就分为三段,嘉庆后实物已然不存,它的形貌,也就成了学者探讨的一个话题。元人戚光《集庆续志》称“其石四方”。清初书法家杨宾亲往观之,称“石微圆,非方也”。清代学者周在浚说“此碑四方非方,如钟形”。乾隆年间曾手量其石的翁方纲喻其外形“宛如钟形截去上甬(钟柄)者”,同时期的严观在《江宁金石记》中则称其“形如覆臼”。综上所述,可见《天发神谶碑》外形类《国山碑》。不少学者依据“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的标准,提出两碑不应称“碑”。如南朝山谦之在《丹阳记》中就称《天发神谶碑》为“大碣石”。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在《跋天发神谶碑刻文》中直接断言:“就山刻石,其石圆长,环而刻之,非碑也,而俗称《天发神谶碑》。”清末南京文人孙文川指出“古人刻石记事,石皆上小下大,或圆或椭”,浙江绍兴的禹陵窆石,陕西宝鸡的周宣猎碣(陈仓石鼓),秦代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形制都如此,“均不得谓之为碑”,《天发神谶碑》形制上的重要意义在于“此石与阳羡禅国山刻石尤见古人遗制”。可见,仅就碑形而言,至今犹存的《国山碑》对于研究先秦至三国时期的古碑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禹陵窆石立于绍兴大禹陵景区禹庙东侧的窆石亭内。高约2米,底围2.3米,上小下大,形长椭圆,犹如秤砣,顶端有一圆孔。相传是禹下葬时所用“落棺石”,故名窆石。但《太平寰宇记》引《舆地记》称其为大禹所乘的“石船”,后“孙皓刻其背以述功焉,后人以皓无功可记,乃覆船刻它字,其船中折”。对此,鲁迅先生在《会稽禹庙窆石考》说:

盖碣自秦以来有之,孙皓记功其上,皓好刻图,《禅国山》《天玺纪功》诸刻皆然。岂以无有圭角,似出天然,故以为瑞石与?晋宋时不测所从来,乃以为石船,宋元又谓之窆石,至于今不改矣。

认定其与《天发神谶碑》《国山碑》等一样是孙皓记功碣石。如此,《天发神谶碑》《国山碑》似乎就又多了一个远在他乡、走失千年的同胞兄弟。

(作者简介:王聿诚,南京市退休教师,南京市区划地名专家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