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为江苏的省会,在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中,是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也是面向全球的“一带一路”交汇城市。回看历史,在中国四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中,南京是唯一具有海洋文化因子的城市。南京得天独厚地拥有世界第三大河和“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这为她成为航海城市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所说,南京拥有“横贯大陆直达海滨之干线”的优势地位。

历史上,南京借助于长江与海洋走向世界。3世纪初叶的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代,南京首次成为长江中下游及中国南方沿海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市,后历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共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南京真正开辟了中国的海洋时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明朝早期,“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书写了南京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城市繁荣的一页。

一、东吴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割据江东的孙权将治所移到秣陵(今南京),在金陵邑旧地筑石头城要塞,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吴国在南京建都达51年,对造船业和航海交通十分重视,又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据史料载,孙吴武装船队出海时可达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洲(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埔寨等国,至吴国灭亡时,还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学者朱健文在《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中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准。

(一)东海航线开辟

今南京作为当时吴国的都城,成为中国海外开拓与交往的始发点与中心地。吴黄龙二年(230),吴大帝孙权因听说秦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出海求仙,留居在亶洲和夷洲,“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结果亶洲未寻得,只到了夷洲。学界认为,夷洲就是今天的台湾,而亶洲一说即今天的冲绳岛。

日本各地古坟中出土的吴镜,可能是这一时期贸易交流的物证。如日本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的赤乌元年(238)对置式神兽镜、兵库县安仓古坟出土的赤乌七年(244)对置式神兽镜等。据学者考证,这些可能是当时亶洲人渡海到吴地进行贸易的结果。同时吴地也有人流移到日本,如当时有大量工匠从会稽郡东冶县(今福建福州一带)入海,经台湾(夷洲)、琉球,抵九州岛南部的种子岛(一说为亶洲)到达日本。此外,在日本古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称东晋、南朝为“吴国”,称其人民为“吴人”,来自南朝的丝织品、服装等也都被冠以“吴服”。可见,东吴和日本在经济上已经是往来较多。

《佛国记》

据《三国志·公孙度传》及裴松之注《三国志》等记载,吴国曾多次派遣船队前往辽东,和割据该地的公孙氏联络。吴嘉禾元年(232),孙吴政权为与辽东公孙氏政权联合,开辟由长江口直抵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航路,派出船只多至100艘,并进行了通商活动;次年又派使者到辽东赏赐公孙渊,并封公孙渊为燕王,不料,公孙渊将东吴到达辽东的士兵杀害关押,并吞并了东吴使者带去的金银财宝,其中4人幸免得脱,到达高句丽,“因宣诏于句骊王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宫(按:当时高句丽国王名“宫”)等大喜,即受诏。”高句丽国王宫派遣使臣护送东吴使臣返回南京,并向吴王孙权赠送貂皮、鹖鸡等礼物。自此,东吴与高句丽建立了联系。次年,孙权派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到达高句丽,封高句丽王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在与高句丽建立联系后,孙权又于吴赤乌二年(239)派遣羊衜、郑胄为督军使者与将军孙怡等率领舰队前往辽东“掳人”。东吴舰队到达辽东后,攻旅顺口海防城堡牧羊城,与魏守将张持、高虑等发生争战。东吴的三次入辽东及与高句丽建立联系,证明东吴开辟了由今南京经东海至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航线。

(二)南海航线发展

南海航线促进了都城建业(今南京)与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海诸国”,是指交州(包括今中国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和中部)以南及西南大海诸岛上的国家。吴黄武五年(226),交趾太守士燮卒,其子士徽作乱,为吴广州刺史吕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灭,自此交州之地为吴所据。后吕岱派遣从事前往南海诸国,宣扬吴国声威,促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堂明(在今泰国境内)诸王,各遣使奉贡。吴赤乌六年(243),扶南国王范旃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吴王专门在王宫附近建“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传授给吴国宫女。孙权还派朱应、康泰等前往东南亚地区出访,他们在扶南国期间,将亲自到过及听闻的国家详情记录下来,分别著成《扶南异物志》(朱应著)、《吴时外国传》(康泰著,亦称《吴时外国志》,包括《扶南记》《扶南传》《扶南土俗》诸篇)等著作。东吴丹阳太守(时丹阳郡治在南京)万震写成《南州异物志》。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系统记录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各国历史风物的重要著作,也成为当今研究海上丝路及海洋文明的重要文献遗产。其中《扶南异物志》是世界上首部介绍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国家柬埔寨(时称“扶南”)的著作,也是我国古代记述南海诸国最早的一部专著,可惜内容已大都佚失;《吴时外国传》在《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还零星地保留了若干条,成为研究南洋各地古代历史地理最可贵的史料。有学者认为,孙权委派朱应、康泰出访南海诸国,其意义不亚于两汉时期张骞、班超之通西域。在孙吴人韦昭的《吴鼓吹曲·章洪德》中就有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来往的描述:“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东吴时期,南海诸国与东吴的海上贸易络绎不绝,各国商船往返两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和友谊。

南海交通发达,佛教遂从海上丝绸之路经由林邑(也称占城、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传到交州和广州。自华北南下佛教和交州、广州北上的佛教在东吴建业汇合,促使佛教在这里得到发展和传播。其中南下代表人物为支谦,北上代表人物则是康僧会。赤乌十年(247),天竺僧人康僧会经广州来到建业,虽晚于支谦数十年,但他对吴地佛教的影响甚大。据《高僧传》载,“康僧会至建邺,权初不信佛,试打舍利,具显神异,遂大嗟服,并为建塔,号建初寺。”孙权为康僧会造建初寺,为江南有寺院之始。

(三)与波斯、天竺、大秦往来

据康泰《吴时外国传》所记:“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又据《梁书·海南诸国传》所载,黄武五年(226),大秦即罗马的商人秦论从南海来到交趾(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后从交趾到达吴都建业。史载他在东吴居住长达七八年,直到嘉禾三年(234)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国。这表明东吴已有航海能力到达大秦。又据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天竺等国的大海船远来贸易。

二、东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一)东海航线的开拓

东晋时期,北方的航海事业,其主要区域仍在渤海的四周及山东半岛一带。东晋建武元年(317),东晋元帝司马睿初即王位时,控制今渤海辽东湾北部一带的慕容廆,曾派长史王济航海到建康(今南京)上表拥戴。此后慕容廆经常经海道通使建康。咸和八年(333),东晋政权为与东北地区的慕容氏政权沟通,派遣王齐、徐孟等率船队,从建康出长江入海,沿黄、渤海航行到达辽东半岛,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据《晋书》卷七《成帝纪》《康帝纪》记,咸康二年(336)高句丽“遣使于晋”;建元元年(343)高句丽遣使朝献。《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传下》记有高句丽王高琏在晋安帝时奉表进献,受晋朝的册封。

东晋时,海上丝绸之路东延促成佛教初传朝鲜半岛。东晋武帝时,建康与朝鲜半岛的遣使往返和文化交流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宁康二年(374,一说宁康元年),印度僧人阿道从东晋到达高句丽,并入丸都城,主持高句丽小兽林王创建的寺庙。又有太元之末(396),东晋僧人释昙“赉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为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晋太元九年(384),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至高句丽邻国百济。佛教在东亚的这种影响、传布正是通过以建康为枢纽和出发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的。据《北史·百济传》载,百济国内“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与此同时,百济学者王仁到日本教授《论语》,这表明百济不仅广受汉文化影响,还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东晋与百济、与日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据《南史·夷貊传下》载:“晋义熙十二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同时,日本派使者到东晋建康,也往往取道百济。此外,新罗(在今韩国境内)佛教的初传,更是完全依靠由建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晋孝武帝(373—396)曾亲自向新罗王赠送焚香。到新罗纳抵王(417—458)时,还向僧人阿道请教孝武帝所赠之香的使用方法。这些均显示出新罗与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佛教的源流关联,深受海上丝绸之路东延通达的影响。

(二)南海航线的推进

东晋时期,南方航路进一步推进,与南海诸国的交往和贸易更见繁盛,交州以南诸国和天竺、康居(今中亚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等国的使节、商人不断由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建康及南部海港,出现了“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活跃景象。当时的进出口商品中,出口的多为丝织品、陶瓷、金银器、漆器等;进口的有香料、异果、珍珠、琉璃、珊瑚、琥珀、水晶、珠玑、金刚石、郁金、苏台、象牙、犀角、吉贝、斑布、兜鍪等。南京出土的东晋墓葬中常见有胡人形象,说明当时有外国人居住在建康城内。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了一件嵌金刚石的金指环,很可能是当时南亚国家的舶来品。南京象山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鹦鹉螺杯,当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珍贵酒器。此外南京地区大型墓葬中还经常发现一些珊瑚、琥珀、绿松石等装饰品,以及各种来自罗马、波斯的玻璃器,来自波斯的萨珊银币等,反映了建康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兴盛。

这一时期,高僧法显西行求法,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法显从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后由海上回国,至建康著书立说,写出我国第一部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佛国记》。

三、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推进

(一)东海航线继续扩展

南朝同日本继续保持着航海交通。当时的航线主要是从日本通向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横渡黄海,而入长江口,到达南朝都城建康。宋、齐时,日本多次奉表献方物,求除授。据《宋书》卷九十七《倭国记》等记,刘宋六十年间,倭国(日本)遣使入贡者,先后有十多次。南朝也分别于南齐高帝建元元年、梁武帝天监元年遣使倭国,对倭国王进行册封。

南朝梁时,中日通过海路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中国的学术、文化、手工业技术等相继传入日本。当时日本与南朝交往的主要通道,为经由朝鲜半岛上当时的国家百济,而后沿大陆海岸南下江南地区。这一时期,佛教也传入日本,梁武帝普通三年(522),来自梁朝的司马达在日本建造精舍崇佛,这是佛教进入日本的最早记录。

继东吴、东晋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互派使臣后,南朝与高句丽、百济往来更为密切,且于梁时与新罗互通使节。刘宋时,高句丽贡使往来频繁。梁、陈时,双方官方通使频繁,一再授给高句丽王“征东大将军”之称。同时,《昭明文选》《字林》《字统》《玉篇》等典籍也传入高句丽,促进了高句丽的文化发展。与百济的往来是在宋武帝即位后,时百济王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元嘉二年(425),宋文帝派人前往百济国宣旨慰劳,后百济国每年遣使奉献方物,并上表索要《易林》《式占》、腰弩。南齐时,百济王多次遣使上书,请求除授官职。梁时,百济遣使来朝通贡,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可见,百济与南朝往来甚为密切。新罗地处高句丽东南,与梁、陈同样保持使节往来。新罗派出大量僧人前来梁朝求法,因佛教经籍和教义大量传入,新罗佛教获得极大发展。

南京市考古机构发掘宝船厂作塘遗址现场(干有成 提供)

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推进,南朝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频繁而顺畅,在朝鲜和韩国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故都出土的文物中,南朝艺术风格十分显著。1971年,在朝鲜半岛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发掘出的百济王余隆墓,其形制、结构完全仿造中国南朝都城的墓葬制度,墓内出土的青瓷器等遗物多见中国南朝的制品。可知这一时期的南京成为先进文化的输出国。南朝都城所拥有的城市规划、建筑技艺、儒学思想、礼仪制度、书写文字、佛教艺术等各方面都对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句丽等国)和日本列岛(倭国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日本学者吉村怜说:“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就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

(二)南海航线发展兴盛

南朝时在南海方面,对国外的海上交通已取得显著发展。刘宋建立初,通过海上与南海诸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南亚的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频繁遣使奉献。到刘宋后期,随着刘宋与林邑关系的改善,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也活跃起来。与扶南、盘盘国、诃罗单、媻皇、媻达等国往来交通一时兴盛。尤其是与扶南、林邑两国往来密切。南朝时,扶南多次遣使建康,贡献方物。梁武帝在大同五年(539)派沙门释宝云随使臣去扶南迎佛法,还聘请不少扶南名僧,在都城建康建立译经道场—扶南馆。扶南高僧伽婆罗、真谛等到建康讲经论法,伽婆罗译经数十部,真谛在梁、陈二代共译出经、论40多部。扶南还向梁朝赠送大量的佛教艺术品,深受梁武帝喜爱。

林邑,又称临邑,即今天越南中南部地区。该国有金山,其中含有生金,又盛产玳瑁、贝齿、吉贝、沉香木。继东吴时与通使后,南朝时往来更为密切并互赠礼物。梁、陈时,林邑先后九次遣使贡献方物。

除扶南、林邑外,南朝与南海其他很多国家有着友好往来。如诃罗陁国、诃罗单国(治阇婆洲,即今爪哇岛)、婆皇国、婆达国、阇婆达国、盘盘国于刘宋时期都曾来朝奉表或进献方物。还有天竺迦毗黎国、苏摩黎国、干陀利国、婆利国等曾向宋、齐两朝遣使贡献。此外,南海诸国中的歌营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奴调国(又名姑奴国,据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诸薄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诸岛上)、丹丹(今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吉兰舟)、狼牙修(今泰国南部,一说在马来西亚境内)等国,也均与南朝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据《梁书》记载,狼牙修国曾多次遣使到建康访问并贡献方物。梁代萧绎所绘《职贡图》,真实地记述了当时波斯、倭国、百济、狼牙修国等使臣来南朝都城建康访问的情况。南朝陈时,与扶南、林邑、狼牙修、丹丹等国仍有往来。

四、明代早期南京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南京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国家力量组织,实施与国外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主要特色。在整个隋唐宋元时期,除南唐这一割据政权外,南京丧失了都城和重要国际港口地位,对外官方贸易开展较少,海丝文化的发展处于低潮期。

(一)明朝是南京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明代早期,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统一政权的都城。明初实行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朝贡贸易”,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延伸。明初将一些亚洲邻国如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浡尼等列为不征国。同时明王朝还主动与海外各国建立关系,如曾先后于洪武元年(1368)、洪武二年派遣使臣前往安南、日本、朝鲜、占城诸国及爪哇、波尼、暹罗等。洪武三年,朱元璋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日本也随即派出使者来到明首都南京,开展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重新建起了两国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两国一度展开了经贸文化交流,日本向华输入铜、硫磺、刀、扇、苏木、剑、漆器等,明则向其输出铜钱、书籍、金银、绸缎、布帛、陶瓷等。再有就是朝鲜在几经政变后,仍一直与明朝保持友好关系。洪武五年,朝鲜派150多人前往南京太学留学,学习明朝先进的典章制度和科学技术。明朝政府向其赠送《四书》《通鉴》等典籍,以及输出绢、布、药材、硝黄、火药、牛角等物品。

明朝政府沿袭宋、元的市舶司制度,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专门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起初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三地开设对外口岸,期间因沿海动乱,三处对外口岸被一度关闭,直到永乐初年才被重置,为浙、闽、粤三市舶司。随后在永乐三年(1405),前来明都城朝贡的国家日渐增多,三市舶司为此还分别设置了专门的馆驿接待外国商使,为海上频繁的往来提供便利。

《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局部(源自茅元仪《武备志》)

正是在明朝友好和平外交政策和“朝贡贸易”的影响下,海外使团不断来到南京朝贡。据《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载:“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据专家统计,明洪武年间,明王朝外派使臣57次,各国来南京的使臣达183次;永乐年间,出使61次,各国来使318次。不仅来使次数之多,而且来使人员之众,为以往各朝所罕见。如永乐九年满刺加国王率其妻子、陪臣多达540人来华。据史载,朱棣还在皇宫奉天门朝贺群臣,当时海外来使千余人群集阙下。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但是仍然设中央“六部”等机构,一些中外使臣来往的活动还在南京开展,如中日贸易往来尤以南京的船和货物为甚,为此,日本曾一度将南京当成中国的代名词,涌现了一批以“南京”命名的货物名称,如“南京物”“南京袋”“南京豆”“南京烧”“南京刨”“南京操”“南京鼠”“南京军鸡”“南京鸠”“南京锭”“南京町”等。这表明当时的南京在海外颇具声誉,也表明明朝通过海路与海外诸多国家有着频繁友好的往来。

(二)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拓至顶峰

明朝政府为宣扬国威和发展朝贡贸易,多次派遣使臣远航海外各国,而将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高潮的则是“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航海家郑和受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历时28年,七次下西洋,远航东南亚、印度、波斯湾、非洲等地,代表明朝政府遍访近40个国家和地区,航程10万多海里。其航行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技术之先进、航线之长、交流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及之前的历史跨度内,均无可比拟者。梁启超称赞郑和是与哥伦布、达伽马“并时而兴”的海上巨人,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郑和这一壮举,不仅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写下光辉的一页,也标志着古代海上丝路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郑和下西洋在前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把航路不断延伸,开辟了东起中国长江下游内河第一大港(南京港),中经东南亚和南亚,然后横越印度洋直抵非洲东岸的中非航线,结束了此前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通过阿拉伯人中转的历史。它的远航,比西方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还要早半个多世纪。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拓展了航线,还建立了之前海上丝绸之路从未有过的多点交叉的远洋航路网络。船队从中国长江及东海之滨,经南海入印度洋,远伸至西亚、东非的广大海区,其西北方向的航路直通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这一海区的主要海港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是郑和船队常往的海上基地;西南方向的航路,沿东非沿岸已经超过赤道,到达南半球海域的麻林(亦作麻林地,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尼瓦)。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到达莫桑比亚克境内的两个港口比剌和孙剌。

郑和船队每到达一地,还将随船所带的中国特产丝绸、瓷器、茶叶、金、银、铜钱、铁器、农具等物品在当地交易,各国也用本国的特产与他们交易。各类进口物品有布类、香类、珍宝类、药品类、动物类、五金类、用品类、颜料类、食品类、木料类等。此外,中国的铜钱也流通到了爪哇,而苏门答腊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中国的度量衡,甚至东南亚一些地区建造庙宇和宝塔使用的砖瓦、琉璃也都是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去。马来西亚学者赵洪泽说:“在发展南海经济贸易、改善生活方面,郑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南洋各国各地都信任的钱币、中国的度量衡制度和政府组织等等,都是郑和下西洋期间从中国带出来而在南洋流通、通行的。”

郑和下西洋是从南京定淮门外的宝船厂开船、在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出水前往南洋、西洋各国,这条线路也正是六朝时以今南京为中心使用了千余年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时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造船基地、始发港和人员物资汇聚地,见证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永乐皇帝为下西洋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宝船厂以及为表彰郑和平安出使西洋而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等历史遗存就是这一历史的有力见证,反映了南京在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非凡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高度重视海外留学生的教育。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下诏建国学于南京鸡笼山下,并于翌年五月落成,定名为“京师国子监”。国子监为海外留学生专辟学习及居住地,起名为“光哲堂王子书房”,配设有藏书楼、仓库、菜园、射击场等。国子监曾接纳和安置许多国外前来学习的日本、高丽、琉球、暹罗等国留学生。据《南雍志》记载,明代来南京的外国留学生开始于高丽国所派遣金涛等4人。洪武二十三年,日本曾派遣官生入南京国子监学习。当时来南京学习的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为琉球。洪武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还派遣其子日孜每等入南京国子监读书。明政府对海外留学生都极为关怀和重视,留学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为六年,学成毕业时要举行筵宴款待,有时皇帝还亲自接见;按季节给他们发放衣物和生活补贴等。这种友好的对外教育方针,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谊。

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倭寇之患,明政府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加之受西方近代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弱。明代后期,有些西方的传教士从海路来到中国,除了带来不同的宗教信仰外,还引入了西方科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三到南京,开启了中欧文明相交往的新起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中国。在南京,利玛窦结识了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朝野人士,与他们进行各方面的交流,还与南京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使双方增进了了解,互相取长补短,被认为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缩影之一。利玛窦在南京及中国的活动,对明晚期的社会思想、学术、科学技术、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回顾南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自古即秉持和平外交的思想,不断推动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从而为各国分享文明成就创造了条件,这些同样成为今天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优秀传统。

(作者简介:贺云翱,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干有成,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部主任。)